陶瓷考察报告1000字 第1篇
【关键词】压铸瓷 低温瓷粉
金瓷烤瓷修复体是目前临床上常用以修复牙体、牙列缺损的有效方法。虽然金属基底冠使修复体的强度满足了临床要求,但由于金属基底冠易造成牙龈黑线、影响修复体的透光性,和美观效果。近几年全瓷冠修复工艺技术有较快的发展。有铸造陶瓷、玻璃渗透陶瓷,计算机加工陶瓷等工艺。而易美压铸瓷修复工艺技术首先是压铸出高强纤维陶瓷基底内冠,然后再根据需求按烤瓷方法完成饰面瓷部分。现将完成的96例易美压铸瓷烤瓷全瓷冠修复体的制作及效果报告如下:
1 材料和方法
前牙冠预备 全冠唇侧需磨除厚度,切端部或颌面约,制备内角圆钝的直角肩台,宽度1mm。将尖锐直角磨圆钝,各轴面无倒凹。嵌体颌面深度最少2mm,峡宽不可低于3mm,轴面内壁制备成外展15°。全瓷贴面如果可能,制备应整个位于牙釉质,对于不包绕切端的制备唇侧制备至少;对于包绕切端的制备,颈部与唇侧应至少,切端需。
将翻制好的工作代型牙体所有倒凹填平,涂一层石膏硬化剂,最多二层间隙剂。制作蜡型。内冠厚度前牙不少于 mm,后牙不少于,预留给外覆瓷的厚度不可比内冠厚。后牙可不涂外覆瓷,用蜡型雕出完整牙形。铸道直径～3mm,铸道和包埋圈底座的角度成45°～60°角。铸道与蜡型总长最大15～16mm。蜡铸道长度最小3mm,最大8mm。将连着铸道的蜡体称重:以下1个瓷块, 以下2个瓷块,如果只有一个单位冠蜡型,那么需要再按插一根假想的铸道,以保证铸瓷流动的方向。为了避免因压瓷时产生的压力造成对包埋料薄弱处的损坏,蜡型与蜡型间要保持3mm以上的间隔。专用包埋料包埋,粉水比例100g粉/17ml液,真空搅拌1分钟,灌注,如果是快速包埋材料最少放置30分钟,最多45分钟后放入850℃的焙烧炉中,保持50分钟,即可铸造。
压瓷炉为EP600,先放冷瓷块,在将冷压瓷棒涂分离粉后,放入热包埋圈,并迅速将包埋圈移到压瓷炉平台上,小圈进炉温度700℃,真空100%,升温速率60℃/分,终温915℃,全程15分钟;大圈进炉温度700℃,真空100%,升温速率60℃/分,终温920℃,全程25分钟。铸造完成,铸圈自然冷却后,用切片慢慢切开铸圈,至露出瓷体,喷沙后用专用磨头打磨。后牙、嵌体、贴面可一次抛光染色完成,前牙冠、需要调整颜色可用专用低温瓷粉在牙体部按层次覆盖,在烤瓷炉中烧结,再经打磨抛光上釉即可。
瓷块的选择可根据情况决定,LT(低度透明瓷块)、MO(中底不透明瓷块)、HO(高度不透明瓷块),LT适合用染色和回切技术、MO适用在活髓牙或轻微染色的牙体上制作内冠、HO适合于在死髓牙或严重染色的牙体上制作内冠。
瓷粉:IPS Ceram 易美饰面材料。
2 观察
经过96例全瓷冠、贴面、嵌体、桩核、修复观察易美压铸瓷烤瓷冠工艺技术具有美观、良好的半透明性与牙釉质近似的折光性,良好的边缘密合性及抗折断性能。烤瓷熔附金属冠与全瓷压铸瓷烤瓷冠相比,前者需要用不透明瓷遮盖金属基底,影响修复体的透明度,牙颈部且因金属基底冠颈缘易氧化造成“黑线”影响美观,而全瓷压铸瓷烤瓷冠具有良好的透明性与折光性,使牙颈部也能达到良好的美观效果。
烤瓷熔附金属冠硬度大于牙釉质造成对颌牙的磨损,而易美压铸瓷烤瓷冠的
硬度与天然牙釉质相似,与对颌牙同步磨损。
可免去金属基底冠烤瓷牙操作的一些步骤,节省操作时间。
材料不收缩、边缘密合度好,不刺激牙龈。
外覆瓷按烤瓷牙从颈瓷到切瓷的堆瓷方法,有层次感,其美观效果优于CAD/CAM。
3 讨论
压铸瓷修复技术追求良好的生物相溶性和相对简单的制作过程,由于材料的透光性,颜色和层次感好,满足和提高了美观要求。新型的易美饰面瓷材料涂层,材料硬度降低,使之更符合生理需要。材料性能的改进,主要目的是解决金属热膨胀系数的敏感性,解决了金瓷界面处理,和颈部“黑线”问题,因此说易美压铸瓷烤瓷工艺技术是一种较理想的修复方式,有良好的应用前景。目前,96例易美压铸瓷全瓷冠的临床效果观察,有2例制作过程中内冠裂纹,因打磨内冠时没有用水降温,导致内冠破裂,重新制做,现临床应用两年,尚无一例损坏,远期效果尚待进一步观察。
参考文献
陶瓷考察报告1000字 第2篇
【关键词】 喇家遗址;马家窑文化;白陶;高岭土;陶瓷之路
一、青海喇家遗址新发现马家窑白陶，为半山马厂所见白陶开了先河
在青海喇家遗址资料整理中，发现了为数不多的白陶残片。这仅有的几十片白陶片令我们有些激动，把它作为整理工作上的一个新发现成果，一面选择标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科技中心寻求科学检测验证，一面对这些新发现的资料再逐一追溯查实它们所出土时的情况。最后，研究人员肯定地确认，这些白陶片都是马家窑文化遗存，而不是齐家文化遗存。我们遂又查寻前人对甘青地区白陶发现的报告和相关研究资料。恰巧，2014年是安特生发现马家窑遗址90周年，马家窑白陶发现的意义当不一般。
考古科技中心用科技方法测试出白陶片的成分分析结果后，证实这些白陶片都是高岭土成分，完全印证了我们目测分拣的结果。随后，我们撰写了发现马家窑文化白陶的资料报道《青海喇家遗址新发现马家窑文化白陶和初步研究》，刊发在《中国文物报》（2014年8月29日第6版）上。对于在喇家遗址发现马家窑文化白陶颇有一些欣慰，因为毕竟这是我们在之前的发掘工作中没有能够及时注意到的工作失误，可喜的是，通过整理时的逐一经手过目，从堆积如山的大量出土陶片中，还是发现了它们的不同。由此，对以前的工作做了一个很好的弥补。
资料报道发表后，有学者不以为然，表示在半山马厂的遗存中见到的白陶更多，意即我们说马家窑文化发现白陶有点大惊小怪，流露出马家窑的那点白陶算不得什么，没必要小题大作的意味。可是应该说，正是马家窑白陶开了半山马厂白陶的先河。按照甘青地区史前文化的年代早晚关系序列来看，马家窑类型早于半山、马厂类型。我们所说的马家窑文化发现白陶，就是马家窑类型。在早于半山和马厂类型的马家窑类型中再发现白陶，使半山、马厂白陶有了相对更早的资料，马家窑发现白陶，大有可能为半山、马厂白陶研究找到一个可能的来源，它或许就是半山、马厂白陶的技术渊源或发展基础。同时，对于马家窑白陶也需要探寻其更早的来源，相信可以从更早或同期其他文化白陶资料中寻找白陶文化的影响。
二、对甘青地区史前白陶研究，既可表现独特也可如彩陶研究那样丰富多彩
我们从查阅资料中，基本上没找到曾经见诸报告的甘青地区出土史前白陶资料，也许是工作还不到家，就更没见关于白陶发现和进行检测研究及相关论述的文字。现在看来，未必此前完全没有发现过白陶，很可能虽有发现却并未认真对待，被一些同行轻慢了。真没想到，是这个原因导致这个早该有研究的学术问题，延至今天，才因我们的重视，开始注意该问题。看来既有可能真的有没注意发现，也真有一些学者是见了竟没想到需要把发现的这些少量白陶分出来，更没考虑到它可能的科学研究价值，对其学术意义也就必然无知。他们或许看重的是些大课题大学问，对枝节细末的小问题没看上，轻视和忽略了。
问学没有高下之分。那种对我们的小问题现出不屑，多少有点傲慢无礼。其实，此小问题的意义并不小。我们还只是初步意识到白陶关系到陶器发展的某些影响和相关研究价值，实际白陶可成系列的一套大学问，意义实在可以另当别论。在黄河流域，尤其黄河上游地区，白陶也可像马家窑文化彩陶那样从研究中获知文化联系及发展关系的脉络，并有丰富多彩的广阔研究前景。白陶发现虽少却仍不可小觑，它代表了一类特殊的陶系。这样一类特殊陶器，可能牵涉深远，还远比彩陶更要源远流长，它甚至关乎瓷器发展。
甘青地区彩陶丰富而研究受到广泛重视，彩陶给我们认识甘青史前文化发展带来了很大便利，发挥了积极作用。马家窑和半山、马厂彩陶，向前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特别是庙底沟时期彩陶被称为巨澜般艺术浪潮的那个重要彩陶文化渊源。在考古学界，说起庙底沟时期，学者们随之想到的就有可能勾画出史前期的华夏中国大轮廓。
在甘肃的渭水流域，在小小的大地湾，那里找到了中国早期彩陶的起源。黄土地带沟壑纵横的甘青地区，通过彩陶揭示，考古学家可以把8千年的文化延续和相互关系说得相当明白透彻。彩陶是了不起的史前艺术。在甘青地区，彩陶发展曾达到了巅峰，这个巅峰就是马家窑文化。史前文化交流和人群的流动变化，通过彩陶显示，曾经呈现彩陶之路。更有学者指出，彩陶之路是丝绸之路的前身，而丝绸之路同时也可以说是陶瓷之路。
白陶被研究者认为具有很强的文化传播性。在中国南方，白陶几乎就如黄土地的彩陶那样强势，被大量发现，鲜明展现其文化特色。在南部中国的高岭土分布十分广泛，储量丰富，先民也就最早认识了高岭土，制作了白陶，广泛流传。如黄河彩陶一样，早在8千年前，白陶就在江南出现，其文化元素一直长期大范围流动在南方各地。白陶的流变，首先演变为原始瓷，然后再发展成熟，生成瓷器。
甘青地区白陶虽少，仍是文化元素。马家窑文化的白陶，不知是高端产品还是普通陶器，它可否反映出像多地的白陶那种传播影响，目前还难说清，需要积累更多资料来观察。或许白陶极少，与其他陶器显然不能比，其表现方式也或有不同。但白陶在技术上是非常独特的一类品种和陶器文化的另一大系。一方面，白陶的追求，可反映对于白色与相关寓意的观念或某种意识形态甚至包含更多精神内涵;另一方面，白陶与其他陶器有大不一样的资源特殊要求，一般陶土原料基本上随处可得，但白陶原料高岭土矿物，并非每个地方都有充足资源条件，而且它还需要开采技术。
三、白陶到瓷器是窑火与高岭土的神奇造化，更是南北方物质与精神文化的协同创新
众所周知，数千年白陶的发展演化，是古代人类认识高岭土这种瓷器基础原料的资源开发和经验与技术的积累，对创烧瓷器有特别重要也是必然的促进作用。瓷器发明是中国对于世界的一大贡献。史前白陶的历史意义，其实无需细数，已再明白不过清楚了。
历史性的白陶及瓷器伟业，怎么说高岭土的历史地位和功勋都不为过。从白陶到瓷器，是高岭土与窑火的神奇变幻和造化。也因此，在技术条件具备之后，尤其是高温烧制火候不断提高、高温釉出现，在升温可达，窑温可控中，低温白陶就在高温中演化成瓷器。
瓷器诞生在中国南方，不仅因高岭土的丰富物质条件和长期技术成熟的基础，更重要的或许还在于白陶的传播早已形成坚实文化传统，当时展提出要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调节和适应，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协同创新，历史性地开创了瓷器的大国春秋。
瓷器发明还离不开社会对高等级器物品质的特殊追求和崇尚观念，即有其时代的需求。考古发现表明，原始瓷曾大量出现在夏商周北方各中心区域，可能受到这些重要地域的高层人物和上流社会的极力追捧。生产和消费，这种特定的南北方配合，协同求新，促进了陶瓷业的大发展，也推动了古代中国社会大格局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瓷器发明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也奠下了基础。
四、马家窑文化白陶是迄今所知最早进入青藏高原的高岭土新材料
目前资料显示，白陶在甘青地区也有一些现象，值得更多注意。马家窑文化或更早的彩陶上就有见白彩，实际上它就是与白陶原料相同的高岭土材料。只不过它仅用来绘彩，没有用于制做陶泥。据说，青海高原的宗日文化，已有白陶，我们此前还未曾留意到。在临洮纪念马家窑遗址发现9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科技考古学者洪玲玉女士告知了这个资料。但即使是宗日文化的早期，也不过约略相当于马家窑文化，因此，我们之前对于马家窑白陶发现的认识，并未言过其实。是马家窑文化的白陶，在约近5千年前，已进入到了青藏高原。这大概应是高原上最早的高岭土人造材料。
我们还注意到，宗日文化具有土著特征的陶器类型中，陶色普遍偏白，还有人称它为乳白色（不过说乳白色显然言过其实了），尽管不是纯粹的白陶，但是否含有对白色的偏好或追求，是否在陶土中也添加了增白的呈色成分，也都值得探讨。
马家窑文化白陶现在开始让我们在甘青地区重新认识了这里较早就出现的史前高岭土材料，虽然认识它还是晚了一点。我们满心希望那些轻视白陶的考古学家同行们，现在能够体悟白陶所具有的如此重大的科学意义和历史意义。然而应该说，目前我们对它更多的实际认识了解，对它更具体的学术意义，仍然还是缺乏清晰。
陶瓷考察报告1000字 第3篇
关键词：煤气站；安全；粉尘；噪声；触电；机械伤害；预防措施
1 引言
陶瓷产品是目前建材市场上使用最多的一种，不管是墙面处理，还是地面处理，或者是影视墙的处理等都会用到陶瓷产品。在我国，陶瓷产品的历史悠久，经过世代传承和创新，众多陶瓷企业产品走向世界。但目前我国的陶瓷企业生产加工过程中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数量表明，生产出好的产品不等于生产过程的绝对的安全，特别是近年发生的山东淄博某陶瓷公司煤气炉水夹套爆炸事故和佛山某陶瓷公司的火灾事故，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除人员伤亡事故之外，有的陶瓷企业不重视员工的工作环境，导致出现相当数量的尘肺病员工和噪声致聋事故。因此，陶瓷企业的安全与健康形势不容乐观。
鉴于陶瓷企业目前的安全与健康形势，企业应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和加强职业健康管理工作，从源头上控制和预防生产安全事故和职业病。
2 煤气站的危险及安全要求
煤气站定义及危险性
发生炉煤气站是以煤、焦炭为原料，饱和空气为气化剂，采用常压固定床煤气发生炉连续制取工业用煤气所设置的生产和辅助生产设施的总称。煤气的主要成份是一氧化碳（CO）、二氧化碳（CO2）、氢气（H2）、甲烷（CH4）和氮气（N2）等，其中CO、CO2 、H2 、CH4等气体属易燃易爆或有毒气体，在生产煤气的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发生火灾爆炸、煤气中毒等安全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所以生产过程中要对煤气站采取预防措施，避免发生事故。
煤气站运行中安全要求
（1）煤气站的火灾危险性分类和厂房耐火等级，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的有关规定，主厂房、煤气排送机间、煤气管道排水器室应属于乙类火灾危险性生产厂房，其建筑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2） 煤气净化设备和煤气余热锅炉，应设放散管和吹扫管接头，在开始送煤气时，应将设备内的空气吹扫干净，当设备停用后进入检修时，必须将设备内的煤气吹扫干净，以确保安全运行或检修；
（3） 电气滤清器内易发生火花，操作稍有不慎即有爆炸的危险，因此在电气滤清器上必须设置爆破片；
（4） 煤气站属于火灾爆炸危险环境，所使用的电力设备如照明、抽风等装置应使用防爆电力设备；
（5） 主厂房、煤气排送机间、空气鼓风机间、煤气净化设备和运煤系统等处，设置检修照明。主厂房、煤气排送机间内各设备的操作岗位处和控制室，设置应急照明。主厂房的通道处，设置灯光疏散指示标志；
（6） 煤气站的加煤间、排送机间应安装可燃气体检测器、有毒气体检测器，防止爆炸或中毒事故发生；
（7）煤气排送机的电机必须与空气鼓风机的电机或空气总管空气压力传感装置联锁，以实现空气鼓风机交替工作或自动停止煤气排送机；
（8）煤气排送机的电动机必须与煤气排送机前低压煤气总管的煤气压力传感装置进行联锁。当压力下降到设定值时，仪表系统发出声光报警信号，以警告值班人员注意并排除故障，煤气排送机自动停止；
（9）煤气站各操作室配有通讯设施以便有效沟通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
（10） 煤气站的建筑物、构筑物、室外煤气设备和煤气管道采取防雷措施；
（11） 煤气管道应设导除静电的接地设施；
（12） 煤气设备水封的有效高度应符合规定（见表1），防止煤气中毒或爆炸。煤气设备的水封采取保持其固定水位的措施，避免水封的有效高度发生变化而导致危险；
（13） 为防止发生煤气中毒，煤气发生炉、煤气净化设备和煤气排送机与煤气管道之间，设置可隔断煤气的装置；当设置盲板作为断煤气装置时，应设便于装卸盲板的撑铁；
（14） 此外，有的陶瓷生产企业不使用发生炉煤气站，而是煤气房里直接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针对该类企业煤气房现场安全作以下要求：
1）煤气房区域设置“严禁烟火”警示标志，并配置灭火器材；
2）煤气空瓶与实瓶应分开放置，并有明显标志，库内不得存放其他物品；
3）液化石油气钢瓶库总贮量不宜超过10 m3；
4）煤气房内地面应为不发生火花的地面，管道法兰两端连接处应用金属线跨接导除静电；
5）煤气房必须装设可燃气体浓度泄漏报警器，报警器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泄漏时报警声能让员工听到或让值班人员听到并进行有效处理；
6）煤气房所有电气设备一律采用防爆型，电器开关的熔断器应装在室外。
3 粉尘的危害及其预防措施
定义及危害
粉尘是指能较长时间呈浮游状态存在于空气中的固体微粒。在陶瓷生产加工过程中会出现粉尘，如不加以控制将污染工作场所和周围环境，作业人员长期吸入会危害身体健康，而粉尘对人体最严重的伤害是引起肺部病变，患上尘肺病，而尘肺病目前无法治愈。
预防粉尘危害的措施
（1） 粉尘的职业接触限值
2007年11月1日实施的职业卫生标准《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规定了工作场所47类粉尘的职业接触限值。
（2） 防尘措施
用工程技术措施消除和降低粉尘危害，是预防粉尘危害最根本的措施。根据我国多年的职业卫生经验，将防尘措施总结为“八字方针”，即革、水、密、风、护、管、教、查。本文介绍前五字。
1）革。改革工艺过程、革新生产设备。对粉尘生产工艺进行技术革新，使其符合国家工业企业设计标准，是消除粉尘的主要途径。常见的方法有：以无尘操作代替有尘操作；采用风力负压吸砂等措施减少粉尘外溢；运输、生产过程连续化、自动化、密闭化代替手工和开放式操作；
2）水。水式作业、湿式作业。即物料加水、湿式清扫、湿式操作。这是一项经济、简便、有效的防尘技术措施，在生产和工艺许可的情况下，应首先考虑采用；
3）密。密闭作业。即将尘源密闭，使粉尘不飘逸或不扩散。根据陶瓷工艺的特点全部或特定部位进行隔离密封，减少粉尘对周围其他工作地点的影响。这一措施与通风除尘系统一起使用；
4）风。通风，包括自然通风、机械通风。在密闭尘源的基础上进行通风，可提高防尘效果，减少积尘而产生其他安全卫生的隐患。目前使用最为普遍、除尘效果较好的措施是机械通风，机械通风应考虑设置全面或局部机械通风除尘装置；
5）护。即加强个人防护。个人防护的目的是防止粉尘进入呼吸道。主要通过作业人员佩戴防尘口罩来进行防护。
4 噪声的危害及其预防措施
定义及其危害
噪声属于陶瓷行业普遍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之一。噪声来源就是振动的物体。职业性噪声作业，是指工作场所噪声强度超过8 h或40 h等效声级大于85 dB。人体长期接触一定强度的噪声，主要损害听觉系统，严重者导致噪声聋。
预防措施
（1）总平面设计，将噪声强度高的陶瓷生产车间与非噪声车间、高噪声车间与低噪声车间分开布置。在满足工艺流程要求的前提下，宜将高噪声设备相对集中布置，并采取相应降噪措施；
（2）工程控制措施，包括设置隔声室，以及在产生噪声的车间控制噪声源，并对厂房的建筑设计采取隔声、吸声措施；
（3）选用设备，应优先购买噪声低的同类型设备，对于某些噪声强度大的设备应要求设备生产商配套降噪设施，如隔声罩、消声器等；
（4）个体防护方面，耳塞和耳罩是目前最为常见的护听器。耳塞和耳罩可单独使用，也可结合使用，即双重防护。在高噪声环境下可采用双重防护。耳塞和耳罩的选择，主要考虑其声衰减量、舒适感等。声衰减量值越大，护听器的防护性能越好，通常佩戴护听器后实际接触噪声值在75～80 dB（A）之间最为理想，有利于保护听力，又可以保留必要的沟通。如果降噪后低于70 dB（A），为过度降噪，过度降噪会使人产生孤独感，同时将消防铃、警报声均屏蔽掉不利于安全生产；
（5）企业还应加强职业卫生管理工作。各种前期预防措施及工程措施无法有效地将工作场所噪声降至85 dB（A）以下时，应通过采取一系列的管理措施降低噪声的危害。例如减少劳动者接触噪声的时间，对工作场所进行噪声分级管理，建立听力保护计划等；
（6）组织接噪劳动者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早期发现听力损失和噪声敏感者，调离接噪工作岗位，以利于保护劳动者听力。
5 其他事故及预防措施
触电
（1）触电的危害
触电能使人受伤，严重者导致触电死亡。此外，触电还可能导致二次事故，如从业人员高处作业过程中发生触电后由于没系安全带而发生坠落事故。
（2）预防触电措施
电器设备、线路保持绝缘良好。供电的导线必须正确安装，不得有任何破损的地方；电机绝缘应良好，其接线板应有盖板防护，以防触电；开关、按钮等应完好无损，其带电部分不得在外；应有良好的接地或接零装置，连接的导线要牢固，不得有断开的地方；局部照明灯应使用36 V的电压，禁止使用110 V或220 V电压等。
机械伤害
（1）陶瓷机械伤害可致人伤残，常见的类型有：
陶瓷考察报告1000字 第4篇
为更好地发挥我市陶瓷工业优势，使之逐步成为拉动全市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近期，我们有关企业和部门进行专题调查，就如何发展我市陶瓷工业做了初步探讨。一、全市陶瓷工业发展基本情况我市陶瓷工业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起步阶段（1958年—1977年）。这一阶段陶瓷企业只有陶瓷一厂1家，1958年开工建设，1960年5月投入生产，当时有职工37人，用旧火车站残存房屋作厂房，制作缸、坛等日用陶瓷制品，后增加粗瓷碗、卫生洁具等产品。1965年6月，转产铺地锦砖，当年产量为万平方米，是黑龙江省最早生产锦砖的厂家。1966年产量增加到万平方米，产值达到16万元，产品质量合格率达到，被黑龙江省外贸公司评为“质量信得过产品”，出口免予复检，产品打入国际市场。“”时期，企业管理混乱，铺地砖年产量徘徊在6万平方米左右。1973年产量上升到10万平方米，1977年产量达到万平方米。二是发展阶段（1978年—1992年）。这一阶段，提出建设东北“陶瓷城”，全市倾力扶持陶瓷工业，使之得到迅速发展。1987年，全市陶瓷企业发展到6家，从业人员达到1862人，年产铺地砖、釉面砖万平方米，实现工业总产值__5万元（现价），销售收入万元，上缴利税费万元，利润万元。1988年陶瓷一厂投资3000多万元引进了1条意大利唯高公司高度机械化、自动化的45万平方米大规格瓷质墙地砖生产线，1990年7月投产，经部级检测部门检测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到欧共体EN—176—84标准，填补了黑龙江省瓷质墙地砖的空白，成为国家部署重点陶瓷锦砖生产企业，黑龙江省重点建材产品出口基地。1992年全市陶瓷企业从业人员达到2169人，年产各类锦砖、釉面砖万平方米，实现工业总产值2133万元（现价），销售收入1951万元（现价），其中出货值58万元，上缴利税费万元，利润万元。产品逐步发展到铺地锦砖、彩色釉面砖、宝丽光锦砖、美术瓷片、外墙砖和大规格瓷质印花砖6大系列200多个品种，其中锦砖、宝丽光锦砖、彩釉砖多次获得省优部优称号，评为省、市名牌产品，“白天鹅”牌是黑龙江省著名商标，产品畅销全国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远销到香港、新加坡、韩国、乌干达、独联体等国家和地区。三是调整阶段（1993年—至今）。受各种因素影响，1993年起，陶瓷企业效益急剧下滑，企业纷纷停产，1994年，只有陶瓷一厂、鑫城陶瓷有限公司（原二陶改制）2家企业坚持生产，年产量万平方米，实现工业总产值万元，销售收入万元，上缴税金万元，亏损万元。1997年仅剩陶瓷一厂维持生产，年产量万平方米，实现销售收入万元，上缴税金万元，亏损万元。20__年6月陶瓷一厂租赁给四川客商，更名为##陶瓷有限责任公司，当年9月投入生产，20__年产量达53万平方米，产值（现价）达万元，销售收入473万元，税金减免为零（应交税金万元），亏损320万元。20__年，##贸易公司投资1000万元兴建了##陶瓷有限责任公司，当年9月份试生产，到年底共生产地板砖10万平方米（出口俄罗斯2万平方米），实现产值70万元，销售收入50万元，税金减免为零（应交税金5万元），亏损80万元。截止20__年，我市累计生产陶瓷锦砖680万平方米，宝丽光砖135万平方米，玻璃马骞克180万平方米，墙地砖800多万平方米，销售收入达4亿多元，实现税金4800多万元，利润4500多万元。我市陶瓷工业曾为市域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其效绩与丰富的资源还存在较大反差，问题不容忽视。一是设备陈旧、老化。##陶瓷有限责任公司20__年用的仍是原陶瓷一厂的煤气窑生产线，设备陈旧，工艺落后，耗煤、耗电量大，生产效率低，维修费用高，导致产品档次低，质量差，成本高，截止20__年6月企业经营亏损400多万元。20__年投资200万元新建的2条煤烧窑，虽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宽度为米，不适宜生产大规格墙地砖。##陶瓷有限责任公司采用的是先进的煤烧辊道窑生产线，但球模机档次较低，导致企业没有达到设计生产能力。二是创新能力薄弱，新品开发滞后。企业缺乏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市场应变能力差，产品更新换代慢，结构不合理。尤其是##陶瓷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产品仍是200×300mm、250×400mm内墙砖，300×300mm地面砖，虽然价格大幅度下跌，但仍然销路不畅，只适合边远农村低档消费。三是规模小，经济实力较差。由于投入不足，##陶瓷有限责任公司现有生产能力达产达标后为100万平方米，##陶瓷有限责任公司达产达标可达到150万平方米，没有形成规模生产。四是品牌意识不强，知名度不高。现有的2家企业只知道做产品而不知道运作品牌和培育品牌，造成品牌影响力弱，产品知名度不高，品牌名气小，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很难与国内外陶瓷品牌抗衡。五是陶瓷原料矿产开发滞后，不能与陶瓷工业发展相配套。六是对陶瓷产业发展战略的研究不够深入，近期发展目标及远景规划不尽合理。二、##市陶瓷工业发展优势我市发展陶瓷工业具有突出的优势和有利条件。1、生产资源丰富。我市陶瓷生产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低廉的能源和廉价的劳动力。一是原料资源富集。已发现的各类矿产有36种，矿产地90处，包括各类矿床19处、矿点53处、矿化点18处，已开发利用的矿产有10多种，陶瓷生产所需原料配套好、矿种全、资源潜力大，是不可多得的陶瓷原料基地。可供陶瓷工业利用的主要矿种有：叶腊石、硅石、粘土、硅灰石、长石风化砂（岩）、流纹岩（瓷石）、葡萄石、钾长石 等矿产，富集的陶瓷生产原料为我市发展陶瓷工业提供了先决条件。二是燃料（煤炭）资源充足。我市是全国重点产煤市，煤炭精探储量亿吨，远景储量14亿吨，现有煤矿42家，到市城运距一般在15—60公里之间，年总产量可达200万吨；洗煤厂1处，年入洗量10万吨。产品为13—18级长焰煤，发热量4896—6856卡/克，洗精煤发热量可达6000卡/克，煤的挥发分含量较高，水分较低，焦油率高，结焦性低，发热量较高，不仅可以直接燃用，还可转化成煤气再用于陶瓷生产。三是电力资源可靠。我市有地方火力发电厂，总装机容量万千瓦，年发电量亿度，并与国网相连，新增万千瓦的扩容项目正在筹建中，可满足新厂新增电量需要。四是人力资源富余。我市40多年的陶瓷生产实践，培养和造就了原料配方、产品试验、质量控制、生产管理、产品营销等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锻炼了一大批各道生产工序的岗位技术工人。80年代初陶瓷工业从业人员达到20__多人，近些年虽然很多流向社会，但尚有很大一部分人员待岗。储蓄的人力资源，可节省大量的人员培训费，缩短试产时间。2、产品成本较低。我市建筑陶瓷原料、燃料、电力、运输等价格优势较为明显。一是陶瓷原料成本较低。目前我市生产的陶瓷产品—坯体所使用的本地原料，天鹅生辉公司达到100，新兴公司达到95以上，原料到厂价仅有60元/吨左右，比山东淄博节省60元，比广东佛山节省140元。二是燃料（煤炭）价格较低。我市陶瓷企业生产用煤到厂价仅有70—80元/吨，比南方陶瓷企业节省190元—240元，比中部地区陶瓷企业节省140元—180元，大大降低了单位成本。三是电费较低。我市工业用电只有元/度（含基本电费），比内地省份及南方陶瓷企业节省—元，对耗电量较大的陶瓷行业而言，将会大大降低产品成本。四是运输价格较低。##和山东产品同样销往哈尔滨市，每平方米比山东节省元；同样销往牡丹江市，每平方米比山东节省元；经##口岸出口俄罗斯，每平方米比山东节省元，运输价格优势极为明显。3、市场前景广阔。由于我市产品销售半径在600公里之内的东北三省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市场，与南方产品数千公里进入这一市场相比占有绝对的地缘优势。据调查，目前，东北三省能坚持生产的几家陶瓷厂，生产总量不足1000万平方米，而我省建筑陶瓷用量每年超过亿平方米，东北三省年需求量近4亿平方米。由于受经济收入和消费观念影响，东北三省建筑装饰材料消费市场上，质优价廉的中档陶瓷产品一直比较畅销，尤其是在中小城市、乡镇，广大农村，中档产品市场空间十分广阔。特别是我市拥有国家一类陆路口岸，距俄罗斯十月区仅24公里，距俄远东地区最大城市海参崴153公里，扩建后的新口岸年过货能力可达到100万吨，中俄##—乌苏里斯克国际铁路接轨后，铁路口岸年过货能力可达300万吨，抢占俄罗斯远东地区陶瓷市场具有其它地区不可比拟的国际市场竞争优势。近年来，俄罗斯远东地区经济结构加速调整，建筑行业蓬勃发展，陶瓷需求量逐年增加，建筑陶瓷年需求量达5000万平方米以上，且尚无1家陶瓷生产企业，我市大力发展陶瓷工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三、发展壮大我市陶瓷工业的对策为更有效地综合开发陶瓷资源，真正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我们认为，必须以“上规模、提档次、增效益”为方向，走“依托资源、借助外力、调动民力、配套开发、加速发展”的路子，挖掘资源潜力，搞好资产联结，延伸产业链条，使陶瓷工业逐步成为拉动全市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1、认真做好陶瓷资源开发利用的前期准备工作。陶瓷产业发展要求原料储量增长与陶瓷产业发展同步，而我市许多陶瓷原料资源的储量还未查明，这就要求不断增加勘察投资，提高地质工作发现新矿床的能力和速度。国土资源管理局应协助各矿点尽快完成经过详查论证的立项报告，“跑省进厅”、“跑部进京”，千方百计地争取立项、争取资金，促进我市地质工作的进步，为陶瓷产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2、加快陶瓷产业发展战略的研究和远景规划的制定。我市在陶瓷产业开发过程中，应坚持“开源节流、综合布局、综合利用”的原则，将陶瓷工业的发展同煤炭、电力、化工等其它产业的发展综合起来考虑。建议近期派出以市政府牵头，市经济计划局、国土资源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及新兴陶瓷有限责任公司、天鹅生辉有限责任公司为主体的团组，赴广东、山东、四川等地就发展陶瓷工业进行定项定位考察招商，广泛宣传##陶瓷生产优势，吸引外地客商前来投资办厂；涉取外地经验，高质量、高标准、科学合理地编制##市陶瓷产业及原料资源开发近期发展计划和中长期发展规划。市委、市政府要切实将陶瓷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抓，专题研究陶瓷发展的问题，尽快制定一系列加快##陶瓷发展的扶持政策及意见，对陶瓷发展规划中提出的目标和工作重点，全力组织实施。在产品开发和市场定位上不盲目求全贪高，瞄准中档产品这一广阔市场，避实就虚，稳扎稳打，重点扶持##陶瓷有限责任公司开发对俄出口型中档地板砖，扶持##有限责任公司开发中档墙地砖，牵动全市陶瓷工业快速发展，力争20__年2家公司年生产能力达到600万平方米，到20__年民营陶瓷企业发展到8—10家，生产线达到16—20条，年生产能力扩大到20__—3000万平方米，实现陶瓷工业产值2—3亿元，实现税金3000—4000万元，建成国家重点建材产品对俄出口基地和东北三省陶瓷生产基地，提高地产陶瓷的市场份额和竞争力。3、加大为陶瓷企业服务力度。一是继续给予政策支持。新兴公司、天鹅生辉公司正处于成长期，此阶段，无论企业身处于逆境还是行走于顺境，我们都要时刻呵护，对新办的陶瓷企业一律享受《##市招商引资、引进人才的优惠政策及奖励办法》同等待遇。二是在资金上给予重点扶持。积极向上争取培植市级财源建设专项资金、技改资金和科技创新资金，协调金融部门解决企业贷款难问题，认真落实国家计委《关于促进和引导民间投资的若干意见》，最大限度地启动民间资金。三是建立健全服务体系。建立陶瓷行业信息中心，及时向企业提供技术和行业信息；建立陶瓷行业调研中心， 总结经验，推广典型；建立陶瓷行业技术服务中心，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建立陶瓷科技创新开发中心，研制开发体现国际一流水平的最新产品，为陶瓷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4、以崭新的姿态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一是以更开放的视野组织生产经营。我市陶瓷工业要挺进俄罗斯市场，就必须树立新的竞争意识和发展观念，以全球化经营的视野组织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以开放的经营管理理念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迅速把生产经营的立足点从单一的国内市场转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二是以更新的机制加快技术创新步伐。技术是企业的生命，创新是企业的灵魂。要广采新信息、推广新科技、应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加快提升创新能力和竞争力。特别要注重创新科技开发机制，加强产、学、研之间的合作与协调，努力提高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能力，切实做到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三是以更优的质量参与市场竞争。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生命，是企业的灵魂和核心。要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观念，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完善售后服务措施，夯实质量基础，不断调整产品结构，加快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开发高质量、高档次的产品，注重品牌培育，以优质名牌赢得用户、占领市场。四是以更精的营销策略开拓国内外市场。要改变“重东北三省轻国外”、“重生产轻销售”的观念，强化市场营销，组织精兵强将研究和开发市场。要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利用信息市场，准确把握国内外市场消费结构的变化，组织专业人员对国内外市场行情、消费取向、消费者购物心态进行深入研究和科学预测，并充分了解俄罗斯的商贸政策、质量法规等，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要积极建立现代营销方式，推进营销体制的创新，形成市场开拓的规模效应。五是以更多的形式加强与广东、山东、四川等地区合作。我市与外地陶瓷企业互补性很强，有广泛的合作领域。外地陶瓷企业在资金、技术、管理、人才、品牌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我市陶瓷具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低廉的能源、广阔的市场和廉价的劳动力等优势。面对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我市陶瓷工业要立足自身优势，加强团结协作，形成“优势互补、取长补短、互惠互利、利益共享、共同发展、求得双赢”的关系，通过技术合作、资产重组、品牌带动等多种形式的合作，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从而增强我市陶瓷工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陶瓷考察报告1000字 第5篇
笔者从2002年以来先后考察平和县明清古窑址数十次，窑址附近的村民多次带路等，并帮助采集标本，与村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故如有大的动土（如植树、修路、山洪等）都会电话通知我。在此，我要再一次感谢他们。
平和县位于福建省南部漳州平原以西山区，古为扬州之域，周为七闽之地。唐垂拱二年（686年）“开漳圣王”陈元光置漳州府，元至治间（1321～1323年）析龙溪、漳浦、龙岩县地置南胜县，县治设今平和南胜镇，至正十六年（1356年）迁今靖城，更名南靖县。明正德十二年（1517年）朝廷准理学家王阳明所奏，取“寇平而人和之义”，析南靖、漳浦地置平和县。1949年9月17日和平解放，属龙溪专区（地区）、漳州市。境内地势多向东、南倾斜，丘陵起伏，溪流密布呈放射状水系特征，闽南、粤东最主要的两大水系――九龙江和韩江部分源于此。
古窑址均为明清时期，窑址遗迹分布在南胜镇、五寨乡、文峰镇、九峰镇、小溪镇、大溪镇、霞寨镇、坂仔镇、霞峰镇等。尤以南胜、五寨最多，南胜主要有花仔楼寨、窑仔山窑、碗窑山窑、田坑窑、蕉山窑、蝙蝠洞窑、码头窑、虎崆窑、金吊岭窑等。五寨主要有窑仔山窑、大垅窑、二垅窑、狗头窑、通坑内窑（内窑仔窑）、通坑外窑、东山墩窑、蛤蟆石窑、后巷窑、田中央窑、杉仔下窑、扫帚金窑、泥鳅崆窑、虎仔山窑、螺仔山窑、考塘窑、洞口窑、城仔迹窑（十八窑）等。霞寨镇主要有官峰村下楼乾窑、碗窑埔窑、柿仔下窑、下官峰窑。文峰镇主要有南霞山兜窑、前埔窑仔山窑等。坂仔镇有西坑窑，大溪镇有赤安窑，小溪镇有岭后窑，九峰镇有下坪赤草埔陶窑等。
福建省明清烧造青花瓷的瓷窑几乎遍布各县市，“所烧器物以盘碗居多，也烧制瓶、罐之类，器物造型大体相同，烧制工艺较粗。从花纹装饰看，很多地方与景德镇青花相同，烧制初期很可能有景德镇来技术人员指导。正如明嘉靖《安溪县志》讲‘安溪瓷业皆为外县人氏作业’。这里可能是景德镇青花的延枝”［1］。
明代中期闽南地区瓷业的突然兴起，与漳州月港的堀起有直接关系，月港发展迅猛，每年出入月港的大型商船200多艘，大量瓷器通过月港外销海外。
平和县境内目前已发现窑明清窑场数十处，堆积点百余个，部分为笔者首次调查发现。经福建省博物馆科学发掘的窑址有：南胜镇花仔楼村碗窑山窑［2］，南胜镇法华村田坑窑［3］，五寨乡新塘村大垅窑、二垅窑［4］，五寨乡寨河村洞口窑（包括窑山窑、陂沟窑）［5］。有关陶瓷品种、烧造工艺、胎釉纹饰等已较详尽阐明，本文略。正如已故学者熊海堂所言：“通过对南胜、五寨窑的发掘，将可解剖一只麻雀，摸清漳州窑外销瓷产品的特征、技术系统，特别是南胜、五寨窑产品特征的总体面貌。并以此作为比较的基准之一，对海外出土同类器物进行断代和确定产品来源。”［6］
青花瓷是平和窑主要产品，约占全部品种的百分之九十五。调查报告［7］、发掘报告［8］、研究论文［9］较多。这里仅介绍部分未见著录或少见的新标本。
平和窑以开光青花大盘为主要特色，制作精细，纹饰繁美，足底粘沙。但也见部分无开光的满工大盘，制作规整，画工一流，发色纯正。口径约40M，菱花口，内底为海山蓬莱，内壁一周绘松竹梅等纹饰。也见一种双龙抢珠纹盘，盘中心为圆珠，左右各有一龙绘满整个盘面，各有四足，为四爪龙。见图1、2。
洞口窑以琢器为主，青花盒为该窑主要产品，除常规扁圆形盒外，还有四方盒、八角盒、椭圆盒等。如四方盒即为首次披露的新品种，盖面绘麒麟，四周绘飘带钱纹花卉。
采集到数件青花形物香盒，对研究日本茶道中的形物香盒产地判e将起到重要作用。如：日本古籍《形物香合相朴》中有“交趾柘榴香合”，却不见青花石榴香盒实物，笔者采集到这件洞口窑青花石榴香盒(图3)却也未见到传世品。采集到青花菊形香盒(图4)与日本古籍《形物香合相朴》中有“交趾菊梅香合”(图5)、“交趾菊牛香合”(图6)，造型一致，不同的是交趾菊牛盒盖上是牛、交趾菊梅盒盖上是梅，青花菊形香盒盖面是荷。另外还见一种帽形香盒(图7)很有特色，所绘图案为常规扁圆形盒中常见，盖尖顶绘菊纹，周边四开光绘鱼鳞纹,不见传世实物,为首次发现的新品种。椭形盒见两种(图8、9)，一种为印竖条纹，盒中隔断，成二格，盖面绘花卉或螭龙；另一种亦为椭形，盒中隔断，盖面绘螭龙，盖壁及盒身绘飘带菱形纹。大盒较少见，笔者采集到一个青花大盒，口径达。而最小的口径仅。日本曾出土青花白兔盒(图10)及莲池水禽纹盒(图11)，被定为万历年景德镇窑产品［10］，实为洞口窑所产。洞口窑常见白这类漏白兔纹，盒身亦为蓝釉白棱，器物造型也相同(图12)，而莲池水禽纹盒(图13)更是该窑的常规品种之一。
洞口窑的萎角方碟亦习见，笔者采集到两件较特别的萎角方碟。一为“魁”字碟，初看似无特别，特殊之处是足为圈足。另一件为印花碟，内为青花骑马图案，外面四壁模印，其中一面完整，为鱼乐图(图14)。采集到2件六角碟较少见，一件内底为蓝地漏花“魁”字(图15)；一件内底凹印八卦纹饰，再在纹饰上用青花填色，工艺较特别(图16)。
9件套八角攒碟(图17)也在洞口窑发现，纹饰有牡丹、八仙等。2002年越南平顺沉船3万4千余件漳州平和窑瓷器，有青花及部分五彩、素三彩。但这种9件套八角攒碟却被定为“窑口不明的青花瓷器”。如9件套人物攒碟(图18)，中盘为八角八边，绘寿老图，周边8个五边形人物碟，各绘何仙姑、吕洞宾、张果老、曹国舅、铁拐李、蓝采和、钟离权（汉钟离）、韩湘子。沉船发掘者及研究者认为：“这类器物比较独特，不同于同船出土的漳州窑瓷器。类似的器物及标本在漳州窑址中似乎也没有发现。这些青花的发色有的灰暗，有的较淡，从青花发色看不同于景德镇的产品，风格上与漳州窑的产品较为接近，估计可能是受其影响的南方窑口产品。”［11］其实，这些所谓“窑口不明的青花瓷器”9件套八角攒碟在洞口窑已发现。沉船中的不少瓷器为洞口窑产品。这亦是平和窑对外贸易的一大角注，证明禁海期部分产品是通过越南转口销往东南亚的。
青花大碗或大钵标本较特殊，内底印花，外绘青花。青花章纹瓷盘标本亦采集到一片，海外收藏的部分青花章纹瓷的出处为洞口窑可获确定。
各式青花瓶在洞口窑也能见到(图19-22)，有玉壶春龙纹瓶、细颈胆瓶、带座瓶、盘口双耳瓶等。细颈胆瓶、带座瓶的纹饰以梅花居多，也见龙纹，画工较娴熟，构图错落有致。
各式青花香炉也是洞口窑的特色之一，因发掘报告多有介绍，这里仅介绍一件以往未报道的窑址出土的完整开光香炉，笔者在村民家中见到，筒式炉，平沿内敛，斜直腹，平弧底中心凹圆，三兽足。纹饰分两层，上层开光内绘花卉，下层开光内绘麒麟，开光外绘波浪纹等。
这里还须指出，一件出土于日本的青花小罐，被日本学者当成“14世纪‘染付’青海波鱼鸟文小壶”并作为“珍稀遗品”，认为构图是中国或者越南的描绘法，纹饰被推断为越南或泰国图案中有趣的趣闻，而不能明显判断的奇妙图案。推测该器是由越南或泰国最先烧造的初创期釉下青花瓷，是属14世纪元青花影响而烧制的一个较例子，表明元青花并未到此终结。经化学分析结果表明，属越南或泰国初创期青花，虽不是从古窑址出土，却和泰国的陶土非常相似，而且该青花小罐异于从前的越南青花及元青花［12］。该青花小罐为开光鱼跃纹小罐，高5M，直口短颈，溜肩扁鼓腹，饼足，肩绘菊瓣纹，腹部开光绘鱼跃纹，开光以外绘波浪纹。实为洞口窑明末产品，洞口窑这款小罐较多见，鱼跃纹、波浪绘等也是该窑习见装饰题材。笔者在洞口窑采集一件生烧品，高5M，直口短颈，溜肩扁鼓腹，饼足微内收，肩绘菊瓣纹，外腹绘缠枝花卉纹，似连成三开光，内绘放射状花纹。
对于平和窑的始烧年代，曾经有学者将之考定为元代至清代。如洞口窑被定为元、明产品，内窑仔窑元、明、清［13］。洞口窑的青瓷类品种，如八卦纹炉、三足炉、砚台等，过去被误认为似元代产品，实则是同青花瓷一样属同一地层堆积，是明万历至清初产品。应该说内窑仔窑的涩底叠烧粗青瓷比较早，可能属明中前期物，但数量不大，仅作为本地销售。以往这类涩底叠烧粗青瓷往往被认为是元代产品。
本文所讨论平和窑年代，是指以贸易为主的青花瓷、五彩瓷、色釉瓷、素三彩瓷等产品，不包括草创的与外贸瓷断挡的“土窑”粗青瓷。
关于平和窑的生产年代，一般持明末清初说。明确定代的有：明代嘉靖至清代康熙间［14］；明代万历时期或更早一些至明末清初［15］；明万历中期至清顺治时期［16］；明末清初（约为清康熙以前）［17］；早于嘉靖五年（正德晚期）至清初［18］。但大部分学者并未就自己提出的年代观进行必要的论证，或论证的依据未进行检验。
对于古遗址的发掘，日本做的较好，发掘也比较彻底，地层关系明确，遗物采集也很全面。就漳州窑的问题多次专程赴福建考察与交流，掌握资料也较全面详实。日本学者森村健一长期从事古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其研究成果对我们认识漳州窑的起始年代等问题，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他综合日本各地遗址及各国的沉船出土漳州窑陶瓷产品资料后，明确指出：从1585年失火的根来寺遗址看，漳州窑系制品极少。至1590年以后，漳州窑系制品才大量生产并输入日本，如1615年失火的大阪域夏陈遗址出土物中，漳州窑系青花、五彩标本超过80％。并根据大量的日本遗址资料，将漳州窑系制品分为三期：Ⅰ期为16世纪后半叶（1570～1582年，隆庆四年～万历十年，即日本的织田信长时期），漳州窑系青花极其少见；Ⅱ期为16世纪末～17世纪初（1585～1615年，万历十三～四十三年，即日本的丰臣时代），这时的漳州窑系制品突然大量出现，数量上甚至超过了景德镇产品；Ⅲ期为17世纪初～17世纪中叶（明晚期～清初期，相当于日本德川幕府前半期），漳州窑系制品减少，仍见如同Ⅱ期的各类遗物，但碟类减少，盘类增多，漳州窑系制品逐步被景德镇制品取代［19］。后又增加了一期，Ⅳ期为17世纪后半叶～18世纪中叶［20］，这时期日本遗址已无漳州窑系的碗、盘类器物出土［21］。随着考古发展，资料的充实，以后森村［22］又将这四期修正为：Ⅰ期为16世纪后半叶；Ⅱ期为16世纪末～17世纪初（1600～1615年）；Ⅲ期为17世纪初～17世纪中叶（1640～1660）；Ⅳ期为17世纪后半叶～18世纪中叶（1680～1750年），仅见一件五彩盘出土。
菲律宾“圣迭戈号”，沉没于1600年12日14日，沉船货物中有平和窑瓷器产品，多数为青花瓷，少量为五彩瓷，常见器型为盘和碟，也有少量碗、大罐、小罐和盒，具有典型平和窑瓷器特征。芭芭拉•哈里森把漳州瓷中的青花器分为保守型、持续型和多变型三种类型，“圣迭戈号”上的大部分陶瓷属持续型，少数为保守型［23］。因此，可确定这一特定时间内平和县窑场以保守型、持续型为主要产品，并可界定这类器物的年代约为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符合森村修正后编年“Ⅱ期为16世纪末～17世纪初（1600～1615年）”。
漳州地区的明清墓葬中，平和窑产品较少见。平和县南胜陈山村“万历甲寅”（万历四十二年）纪年墓出土青花开光锦纹雉鸡牡丹纹盘残件（口径48M）、青花开光立凤纹盘残件及青化碗（图案多达十余种），这些碗盘均为南胜、五寨等窑常见的产品，纹饰、造型相同，是从外销瓷中剔除的转内销“残缺次品”，被当地平民采用为圹盘、圹碗封存于墓堆［24］。因此，这类碗盘可确定烧造于1614年以前。其中，开光立凤纹盘等纹饰与“圣迭戈号”持续型立凤纹、鹿纹、鸭纹盘开光纹饰相同，锦地开光纹“圣迭戈号”虽不见，日本遗址同一地层中却与持续型类物同时出土，因而可视为同一时期持续类产物。
小溪产坑村“天运癸巳年”墓，墓碑有“皇明”、“待赠光禄口夫尚暨口先生墓”、“天运癸巳年十一月十日囗立”等隶书文字。出土圹碗有魁字云龙纹、玉字凤穿花纹、临江待渡纹、秋江夜渡纹，均为青花碗。对照“万历甲寅”墓出土器物，发现两者之间的工艺特征、图案纹饰等有着明显差异［25］。查“天运”年号为张普薇所用，为1637年（丁丑），与癸巳年不符。推测属南明桂王朱由榔永历七年（即清顺治十年，1653年癸巳）。如推断无误，这类器物的年代应有清顺治十年上下。
与平和县相邻的漳浦县隆庆至万历四十一年的多座墓葬中，出土了青花小罐、盖罐；崇祯十五年墓出土圹碗1500余件，内底饰篷船和戴笠船夫、天官赐福纹，内底无纹者多有涩圈，外壁点五道密集青花点饰；康熙四十年墓出土青花碗上多有“佳”字款。这些出土物多半具有沙足特征，应出自平和五寨窑或紧邻五寨的澎水窑［26］。
平和窑，甚至闽南的众多青花窑址均未出土纪年瓷器，诏安窑有“大明成化”［27］寄托款，安溪窑有“成化年制”、“宣德年造”［28］等伪托款，这些都是清代瓷器。
综合上述研究资料及笔者的调查，平和县目前不见元代瓷窑。平和窑址群中，有一些涩圈粗青瓷，可能稍早，是内供商品。
福建青花瓷产生于何时？平和窑的烧造年代？笔者以为有重新讨论的必要。
有人在没有任何文献依据与考古证实的情况下，却写下德化窑“明成化以后开始大规模烧制青花瓷”［29］。有人指出［30］：福建青花瓷产生于明正德～嘉靖，依据为德化县明墓出土的一件正德己卯年郭真荫青花墓志及同墓出土的一件青花瓶；也有人认为［31］：闽南目前最早的青花瓷是安溪县嘉靖五年纪年墓出土青花碗。1983年德化县出土正德己卯年郭真荫墓志并非钴料，而是褐彩。该墓志为米黄色釉面，釉下阴刻铭文，填以褐色，烧成后文字呈淡铁锈色，这种铁褐色过去多被误为土钴料。据传同墓出土了一件青花瓶，青花色泽灰蓝泛黑，外壁饰折枝菊纹，被认为是我省最早的纪年墓青花品。但该墓未经科学发掘，遗物是村民送交，来源有疑问。从形制观察研究，该瓶属明末清初产品［32］。
笔者以为，闽南青花瓷最早为漳浦隆庆年间墓［33］。安溪县嘉靖五年纪年墓［34］是_年一农妇到博物馆参观时，告诉博物馆：官桥洪塘村鸡母山有墓葬遭基建破坏，有青花碗出土。2个骨灰陶罐已被移葬，4件青花碗可能是墓葬遭基建破坏后追缴物。另有地砖墨书墓志，字迹被刷洗，仅能看出“……不幸卒于嘉靖五年丙戌……寿三十有三……”等字，并无葬日。墓有二穴，可知为合葬墓，下葬亦有先后，不能确定下葬时间；又可确信该墓为二次葬，所谓二次葬即不可能是“卒日”。安溪县所谓“嘉靖五年墓”出土青花排点纹碗与漳浦明崇祯十五年（1642）许氏墓、崇祯年间何楷父母合葬墓青花碗相同，这种青花排点纹碗在福建省的烧造时间应为明末，绝不可能到嘉靖五年。又如嘉靖三十八年陈素轩墓志铭，有人认为［35］是青花字迹，款字青料色泽呈现蓝中徽泛紫。该墓志是从县陶瓷公司征集。传云，同墓出土了5件瓷器，均为米黄釉瓷，而不见一件青花瓷。该墓志未经科学检测，真赝尚存疑，还不能作为纪年青花器。有文章指出：闽南青花瓷从嘉靖五年始烧，但有些窑的青花瓷可能早于嘉靖，如平和五寨一带的青花瓷窑址中出土一些平切足，外底未施釉，内绘实笔空心梅，这种风格在景德镇青花窑的中期常见［36］。福建平和窑青花瓷不可能与景德镇同步发展，不能生搬硬套。
有人认为漳浦正德墓一件素三彩瓜棱水注与平和田坑窑素三彩极为相似，嘉靖三十九年土楼残墙上的一片青花碗残底，是研究平和窑系烧造年代的重要根据［37］，并以这一青花碗残底认定澎水窑创烧年代为嘉靖中期［38］。笔者持不同看法，素三彩水注与平和窑的素三彩造型、工艺等有差异，尚不能认定为田坑窑产品，外来成份较大。嘉靖三十九年土楼残墙三合土中的残瓷片并不能作为断代依据，因为嘉靖墓葬中不见这类青花瓷碗，又修土楼时为何要在三合土中加杂破瓷片呢？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该瓷片在什么时间维修过程中夹杂入内。因此，该瓷片不能作为绝对纪年物。澎水窑创烧年代也不可能认定为嘉靖中期。
笔者以为平和窑青花瓷创烧于嘉靖晚期（未见嘉靖纪年墓青花瓷）至万历早期，亦以内销供应本地区民众，漳浦县隆庆及万历五年墓出土平和窑青花盖罐即是最好的说明。
外销瓷年代为万历中前期。瓷产品外销，促进了平和窑业的繁荣与发展，万历中期及中晚期，窑业发展较快，目前发现的百余处窑场多为这一时期。外销的兴旺与月港息息相关。明代文献［39］载：从月港出发的商船，万历十七年“岁限船八十有八”，“后以引数有限，而愿贩者多，增至百一十引矣”。万历十七年有“番泥瓶，每百个税银四分”，万历四十三年“番泥瓶，每百个税银三分四厘”、“青花笔筒，每个税银四厘”。
泉州港由于淤泥沉积以及“海禁”等诸多因素而渐渐衰败，至明朝，逐被漳州月港所取代。隆庆元年，朝廷采纳福建巡抚都御史涂_“请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这时又由于双屿港因国际贸易市场被朱纨派兵捣毁，该港成为废墟。此后直至万历年间，月港的海外贸易发展到最高峰，成为我国东南亚沿海对外贸易中心［40］。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重新颁布禁海令后，月港开始衰落，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告终［41］。平和窑亦停烧。以上历史背景简要勾勒出当时的政治形势与瓷业兴衰的轮廓。
探究平和窑生产技术的来源，对于进一步确立科学的区分标准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窑炉技术和装烧技术看，平和窑采用的是阶级式分室龙窑，所用的“M”型匣钵及装烧方法和窑火的处理方法等均有明显的闽浙地区龙窑特征，其制坯、施釉及装饰图案的绘制等则大部分仿自景德镇。其施釉方法、工序似来自景德镇制瓶罐类抚州或丰城籍窑工。可以说，为了趋利，平和窑采用了闽浙流行的龙窑窑炉，又吸收了景德镇窑的边缘工艺技术，只是形式上的仿景产品。其急就草率的产品给我们留下了区分其不同技术系统的明显特征。这些技术上的一系列差异提示：尽管沿海诸窑产品在器型、纹饰等方面与景德镇产品有相似之处，但窑炉技术、装烧技术和成型工艺上差别甚大［42］。
注 释
［1］赵光林《从中国青花瓷器不同时展阶段看它的兴衰》，《北京文博》2003年2期。
［2］福建省博物馆：《漳州窑――福建漳州地区明清窑址调查发掘报告之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3］福建省博物馆：《福建平和县南胜田坑窑址发掘报告》，《福建文博》1998年1期。
［4］福建省博物馆：《漳州窑――福建漳州地区明清窑址调查发掘报告之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5］福建省博物馆：《平和五寨洞口窑址的发掘》，《福建文博》1998年增刊。
［6］熊海堂：《华南沿海对外陶瓷技术的交流和福建漳州窑发现的意义》，《明末清初福建沿海贸易陶瓷的研究――漳州窑出土青花、赤绘瓷与日本出土中国外SWATOW》，中日共同举办学术讨论会文集，1994年。
［7］a.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部、平和县博物馆：《平和县明末清初青花瓷窑址调查》，《福建文博》1993年1、2期合刊。b. 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部、平和县博物馆：《福建平和县南胜、五寨窑址1993年度调查简报》，《明末清初福建沿海贸易陶瓷的研究――漳州窑出土青花、赤绘瓷与日本出土中国外SWATOW》，中日共同举办学术讨论会文集，1994年。c.朱高健、李和安：《平和南胜窑调查报告》，《福建文博》1996年2期。d.平和县博物馆：《平和官峰窑址调查报告》，《福建文博》1998年增刊。
［8］a.福建省博物馆：《漳州窑――福建漳州地区明清窑址调查发掘报告之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b.福建省博物馆：《福建平和县南胜田坑窑址发掘报告》，《福建文博》1998年1期。c.福建省博物馆：《平和五寨洞口窑址的发掘》，《福建文博》1998年增刊。
［9］a.厦门博物馆：《闽南古陶瓷研究》，福建美术出版社，2002年。b.《福建文博》1999年增刊“中国古陶瓷研究会1999年漳州年会暨学术讨论会文集”。c.林尊源：《福建平和青花装饰艺术及时代特征》，《中国古陶瓷研究》第4辑，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
［10］坂井隆夫：《遗品に基づく贸易古陶磁史概要――海を渡つた中国陶磁》，京都书院，_年。
［11］刘朝晖：《越南平顺沿船出土的漳州窑青花瓷器》，《中国古陶瓷研究》（十三），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
［12］坂井隆夫：《遗品に基づく贸易古陶磁史概要――海を渡つた中国陶磁》，京都书院，_年。
［13］《漳州志》卷三十二“文物名胜”。
［14］叶文程、林忠干：《福建陶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
［15］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部等：《平和县明末清初青花瓷窑调查》，《福建文博》1993年1、2期合刊。
［16］张仲淳：《漳州窑系瓷器的特征、年代及对日本的影响》，《厦门博物馆建馆十周年成果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
［17］福建省博物馆：《漳州窑――福建漳州地区明清窑址调查发掘报告之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18］傅宋良：《闽南明代青花瓷器的生产与外销》，《厦门博物馆建馆十周年成果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
［19］森村健一：《漳州窑系制品（スワトウ）の年代观とその意义》，《明末清初福建沿海贸易陶瓷的研究――漳州窑出土青花、赤绘瓷与日本出土中国外SWATOW》，中日共同举办学术讨论会文集，1994年。
［20］森村健一：《漳州窑陶瓷器（SWATOW）的贸易》，《漳州窑――福建漳州地区明清窑址调查发掘报告之一》附录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21］森村健一：《福建省漳州窑系陶瓷器（汕头器）的编年》，许其晃译打印稿，1994年。
［22］森村健一：《福建省漳州窑系青花五彩琉璃地的编年和贸易――明末清初的汕头器》，《福建文博》1996年2期。
［23］莫尼克・科里克：《界定“汕头器”的年代――1600年11月4日，“圣迭戈”号大帆船》，《福建文博》2001年1期。
［24］高健、李和安：《从明墓出土器谈平和窑烧制年代》，《中国古陶瓷研究》第5辑，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
［25］高健、李和安：《从明墓出土器谈平和窑烧制年代》，《中国古陶瓷研究》第5辑，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
［26］王文径：《漳浦出土的明清瓷品》，《福建文博》2001年1期。
［27］欧阳希君：《记一次漳州窑考察》，《欧阳希君古陶瓷研究文集》，世界学术文库出版社，2005年。
［28］张仲淳：《明清时期的福建安溪青花瓷品》，《考古》1987年7期。
［29］裴光辉：《克拉克瓷源流》，《福建文博》1999年增刊。
［30］罗立华：《福建青花瓷器的初步研究》，《东南考古研究》第一辑，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黄春淮、郑金勤：《德化青花五彩瓷全书》6页，福建美术出版社，2003年。
［31］傅宋良：《闽南明代青花瓷器的生产与外销》，《厦门博物馆建馆十周年成果文集》，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
陶瓷考察报告1000字 第6篇
关键词：朝鲜早期 折沿盘 元代
朝鲜早期白瓷中折沿盘在高丽时代开始制作。①朝鲜的折沿盘比起一般盘子来数量要少，只是以高档白瓷和青花瓷器来制作。同时期的粉青沙器以高丽末期青瓷盘为模板，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形态，但朝鲜早期的折沿盘则以金属器为母体并高度模仿其形态上的特征。朝鲜早期折沿盘的内底较浅、较平，口沿有微小突出的边沿，但越到晚期，平内底逐渐隆起，器皿的高度也随之增加。②
朝鲜折沿盘器型的渊源可以进行两种推测：第一，从器型方面看，很有可能是模仿了金属器；第二，在新安遗物中发现了几件被认定为是元代中期遗物的元代折沿盘，与元代折沿盘器型非常类似，这不能排除从中国传入的可能性。其中韩国新安遗物青白釉双叶釉里红诗文盘的器型是折沿盘稍微变形后的椭圆形，但其基本型还是折沿盘，尤其“诗文纹”是16世纪朝鲜初期青花白瓷最普遍的纹样，有可能元代折沿盘已经传入。③比较中国首都博物馆所藏的青白瓷折沿盘和朝鲜早期的白瓷折沿盘，我们会发现：朝鲜早期折沿盘的形态特征为口沿到胴体的部分成阶梯状锐利的角，口沿的边沿部分被处理得厚而圆，底部较平缓。这种器型的特征与金属器制作中使用的手法非常类似。
由于能够适应元代初期蒙古族残留的游牧生活习性，金属器作为一种生活器皿而倍受青睐。高丽末期朝鲜初期，金属器的禁用意味着金属器的大众化，铜器和金银器的器型已经成为陶瓷生产的模板。比较2006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展示的南宋彭州金银器窖藏出土的狮纹银盘和北京昌平出土的青白釉折沿盘④时，我们会发现其器型、平口沿、边沿等方面非常类似，可以看出金属器对陶瓷的直接影响。银盘子的镂空狮子、缠枝莲花纹纹样和构成是青花瓷器纹样发展的基础。但朝鲜前期的青铜折沿盘的直径是，青花折沿盘银盘的直径是16—20cm，金属盘比青花折沿盘小3—6cm左右，南宋彭州金银器窖藏出土的狮纹银盘也是直径13cm左右，比瓷器的折沿盘小。金属折沿盘和青花折沿盘比较来看，盘的大小也有区别。
朝鲜折沿盘是以金属器为基本形态而生产的，这一点已非常明确，但大小有所不同，有可能是为了配合陶瓷制作的特殊性及其用途而发展起来的，不能完全排除其受到已流入的元朝折沿盘的影响。
朝鲜早期白瓷折沿盘在元代瓷器中也能找到其渊源，元代折沿盘在龙泉窑、景德镇窑的青白瓷、青花瓷、卵白瓷等中都出现过，使用了阴阳刻、青花、贴花、点彩等多种多样的装饰技法。如在龙泉市供村出土的龙泉窑青釉贴花云鹤纹菊花口盘，北京市西直门里后英房胡同西北城墙遗址中发现的青花松竹梅纹葵花型盘等，1983年浙江省泰顺县南浦村窖藏出土的龙泉窑青釉碟、北京昌平出土的青白釉折沿盘的平唇口沿型等。
龙泉窑的青釉系盘和青白瓷及青花瓷系折沿盘的区别在于其足底的形态，因此器物的整体高度也略有区别。龙泉窑的青釉系盘多为圈足，青白瓷和青花瓷系的折沿盘多为平底。青釉系、青白瓷和青花瓷系口径都在左右，足底形态上青釉系要高1cm左右。在北京市西直门里后英房胡同西北城墙遗址、安徽省安庆市修路89号窖藏、景德镇落马桥窑址等地出土了元青花瓷折沿盘。15世纪末16世纪初运营的韩国京畿道广州道马里窑址中出土了大量盘碎片。⑤比较它们的形态可发现：朝鲜早期青花折沿盘与首都博物馆所藏的青白釉折沿盘整体器型非常类似，但底足在制作上与中国的盘子有很大区别。中国龙泉窑盘子一般口径16cm、足径，足径与口径比为25%—35%。朝鲜早期折沿盘的口径20cm左右，到了中期逐渐变小，为16-17cm，但是足径比元代龙泉窑盘要宽。在整体高度上，中国龙泉窑系列青瓷3cm左右，朝鲜盘子2cm左右。参照表1、表2可比较上述数据。
朝鲜早期青花折沿盘的圈足没有平底的，底足的形态与朝鲜早期青铜器盘非常类似。韩国弘益大学李仁镇教授认为：用韩国的白土制作像龙泉窑足径的产品，较窄的底足极有可能因无法承受面积较大的盘子的重量而变形。如果制作为平底，极有可能因底部面积增大而使得中间部分鼓起来。因此底足的直径与器物的直径比在50%以上是适合韩国胎土的比例。
这里有值得关注的一点是：被推断为是15世纪后半叶生产的朝鲜早期遗物为19—20cm，15世纪后期葡萄纹折沿盘有22cm，比元代折沿盘16cm的口径大3-6cm左右，而到了朝鲜中期反而变到16cm左右。1430年左右，明朝的大型盘子流入王室⑥，很想制作出大件瓷，但事实上用韩国的胎土是不可能生产大件瓷的，能够生产的最大限度在19-20cm。到了16世纪，青花瓷器的使用阶层已经逐步扩展到一般老百姓，笔者认为当时流行的可能就是易于生产的16cm左右的盘子。但是有关朝鲜青花折沿盘大小的变化，需要进一步对所有遗物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
上海博物馆藏的龙泉窑青釉露胎贴花云凤纹盘和韩国新安沉船遗物中的青瓷贴花露胎花瓣纹盘，其装饰图案微凸于器表，产生出浮雕感的装饰效果，纹样无釉，露胎贴花主要装饰在制作精良的折沿浅平盘内，多为陈设瓷。景德镇落马桥窑址出土的元青花小酒杯及劝盘被用作酒杯垫，从这一点来看，它们既为实际用瓷也为装饰瓷。韩国湖岩美术馆研究者田胜昌在考察有关朝鲜前期白瓷盘的论文中论及了这种诗文盘，指出诗的内容与酒有关⑦，以此为基础认为这种盘子的用途是酒杯垫。作为元代青花瓷盘中盘和盏组成一套而使用的遗物——元青花小酒杯及劝盘，于1982年在江西省景德镇市落马桥窑址元末文化层中出土。其盘的口径、底径14cm、高，小杯芒口卧足涩底，劝盘盘心突出一圈以承小杯。由于该地层出土物中这类小杯盘的比例较大，故知其为元中后期风行的饮器。
16世纪朝鲜遗物青花“忘忧台”铭纹盘，中间放杯子的地方突出一圈，这也可以看出当时青花杯和盘子是一起使用的。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在道马里1号窑址中主要生产诗文纹折沿盘，其装饰为上到下施纹，或是类似钟表圆形状施纹。盘子较平缓，像一幅画一样，很可能是强调装饰性的陈设品。
综上所述，朝鲜的青花诗文纹折沿盘与北京首都博物馆所藏的青白瓷折沿盘、朝鲜早期的白瓷折沿盘整体器型上非常类似。新安遗物中发现了有几件折沿盘，由此可见其受中国元朝的影响，并在那个年代属于非常流行的器种。两国折沿盘受当时金属器的影响以及胎土、审美感的地位差异，使得底足的形态和大小上有所不同。
注释：
①折沿盘在韩国早在高丽就作为一种青瓷而生产，直到14世纪高丽末期为止。
②⑦田胜昌.朝解前期的白瓷盘考察[c].湖岩美术馆研究论文集，1997（2）：102.
③1978年，在韩国木浦新安海底发现了1323年沉没的前往日本的元代贸易船，这也是研究东亚商品陶瓷面貌与元朝中期陶瓷的重要资料。尤其是在新安遗物中发现了诗文折沿盘和釉里红诗文折沿盘，它们倍受世人瞩目。
④北京昌平出土的青白釉折沿盘高，口径，光素无纹饰，胎薄质坚，平砂底，泛火石红色。
⑤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广州道马里白瓷窑址发掘调查报告书——道马里一号窑址，1995.
⑥《世宗实录》卷41，世宗十年（1428）七月十九日已巳条：“上率王世子及百官，迎敕于慕华楼至景福宫，行礼如议敕曰今赐王白素磁器十卓，白磁青花大盘五个，小盘五个，至可领也”。
参考文献：
[1](韩)文化公报部文化财管理局.新安海底遗物.质料篇，（1-3）.
[2]尹效靖.朝鲜15~16世纪青画白磁研究[d].韩国：梨花女子大学，2002.
[3]李辉柄注.中国陶瓷全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4]黄云鹏.元青花研究：景德镇元青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6..
陶瓷考察报告1000字 第7篇
购自拍场的几件成功升值的器物
2002年在香港佳士得曾拍卖过一件嘉靖五彩盖罐。全世界的同类器只有4件，其中带盖的3件，故宫有1件，但盖子是雍正时期后配的。有一件解放后出土于西郊郝家湾，收藏在首都博物馆。还有一件早年流散国外，收藏在美国阿尔波特博物馆。这四件基本上一样，尺寸也差不多。佳士得上拍的这件是唯一可以在市场上流通的。我的一个朋友大概花了300万元人民币买下。据说后来拍卖行曾找过他，想要以3000万元购回。注意一下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件嘉靖五彩盖罐的后配的盖，画面上的鱼走向是平行的，原装的那件盖上面的鱼是立起来的。嘉靖时期道教色彩很浓，上面四条鱼，底下八条，寓意四平八稳。加起来12条鱼，和道教有关系，很有意思。
再介绍一件2009年上半年中国嘉德拍卖的一件国宝级的器物。图录上写得非常清楚，宋代磁州窑绞化妆土盘，日本叫做木流纹，不是绞胎。如果是绞胎，就不是国宝级的了。绞胎是使用两种不同颜色的瓷泥，像拧麻花一样拧在一起，或直接做胎，或削成片状，镟下来以后，贴在上面，有的在枕头上面贴有出花来。绞胎做起来不太复杂。
有人根据现代陶瓷工艺把这个品种叫做“绞釉”，实际上在古代没有绞釉工艺。绞釉是现代陶瓷工艺发明出来的一种釉。先用白釉放在缸里，然后洒陶瓷颜料，如果要出蓝色大理石纹的，就用氧化钴；如果要出黑色的，就用各种有色金属氧化物的混合颜料；还有其他颜色，如酱色、绿色等。把陶瓷颜料洒进白釉中，拿棍子搅拌，趁着搅拌时的流动性迅速蘸釉。但蘸了几个以后，一缸釉不可能老流动，不流动就混合了，这缸釉就报废了。市场上卖的仿大理石釉，就是这么做出来的。报废的釉料会增加生产成本，成本一高，大家都不愿意做了。现在市场上很少能够看到绞釉的产品。
绞化妆土是古代一种特殊的技法，磁州窑系统的陶瓷用的最多。化妆土是一种白色的陶瓷原料，有一定的附着力，可以把它抹在胎的外面，增加胎的白度，但是不能直接做瓷器。过去考古界的陶瓷研究者把它叫做护胎釉，其实在陶瓷工艺学上的标准名称就是化妆土。大概六朝时期的瓷器上就使用化妆土了。磁州窑的胎体是一种叫做“大青土”的高岭土，呈灰白色。这种土现在还有，一般用来做大缸和粗瓷。它的热稳定性能极好。但是灰白色的胎体需要美化，于是白色化妆土就派上了用场。
绞化妆土的技法是首先将白化妆土制成粥状泥浆，抹到胎体上面；黑色化妆土滴洒上去以后，用嘴吹出浮云流水的效果。我从一位藏家拿来的图录上看到这件盘子，当时眼睛一亮。我建议他一定要把这件拍品拍下，绝对值。因为绞化妆土工艺的器物，全世界存世大概不到20件，品相好的就3件。这件盘是3件之一，另外2件是在日本发现的一对梅瓶。国内博物馆藏有几件，比如开封博物馆藏有一件直颈瓶，但品相不是特别好；山西和陕西博物馆各有一件。这件盘子品相完美，是少有的艺术珍品，真正体现了陶瓷本身的艺术美。宋代制作这个盘子的工匠肯定是个技艺超群的大师，可能是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以后，才把瞬间出现的浮云流水花纹凝固在土和火的载体上，令后人叹为观止。古代艺术品只有研究透了，才能发现凝聚在它们身上的古人的汗水和智慧。
右图这件鼓钉洗也是出自拍卖公司，没有款，实际上是清代雍正乾隆时期的官窑产品，严格来讲应当是雍正的。为什么这么说?雍正七年唐英曾经在景德镇当督陶官，历史上有过的陶瓷品种都仿出来了，唯独钧窑烧不出来。后来唐英想到可能是原料的关系，就派他的助手吴尧圃到河南禹县神厘窑址一带调查。吴尧圃在那里找到了当年烧剩下的原料，都运了回来，烧成后果然和古代钧窑都一样。后来这批料基本上都被挖光了，交到皇宫保存。唐英用这批原料做实验，有的没有打款，有的有款。故宫藏有不带款的钧窑器，原先和宋代钧窑分不开，老一辈的专家从文献里查知唐英仿过，和打款的器物对比，才把雍正仿的和宋代的区分开来。
这件拍卖的不带款的钧窑器，是流传有绪的，我推测应是从故宫流散出去的。一种可能是当年八国联军抢的很多东西，并不是全都拿回国了，而是就地在北京卖了。后来大清国往回收，采取赎买政策，派太监到宫外查找，碰见宫里的旧物就悄悄买回来。还有一种可能是辛亥革命成功后，清帝逊位，但是直到1924年才被冯玉祥赶出故宫，10余年宋代磁州窑绞化妆土盘(2009年中国嘉德拍卖)间，从末代皇帝、皇亲国戚到太监都从皇宫中偷出不少文物，有的太监还在外边开了古玩店，也有可能是在这段时间流散民间的。因为这类官窑器物控制很严，皇帝十分珍爱。我看过一份档案，乾隆皇帝发给唐英钧窑的制瓷原料，精确到几斤几两。这也说明这种原料在当时已经枯竭了。
仿钧窑成功以后，唐英利用其原理，结合景德镇原料，发明了另外一种釉，叫做窑变。青金蓝是窑变的一种，俗名叫做雨淋墙。青金蓝花盆都是唐英做督陶官的时候做的。右图这件三足洗，底部有“雍正年制”刻款。当时在拍卖预展上看这件藏品的时候，有好几位掌眼人说是新的。但经过仪器检测，确实是清代中期。
现在的收藏时代，是真正比眼力，靠知识的时代。上述的这几件藏品，现在都已经升值了，嘉靖五彩盖罐3000万元，绞化妆土盘150万元，还有几件也都超出了当时的拍卖价格。
有关高仿
玩收藏要有经济基础，但也要看怎么投资。老是抱着捡漏心理就容易上当。在瓷器的真伪问题上，所有的拍卖行都有一个概率，最好的拍卖行大概允许失误率3％5％，如果号称百分之百保真，那就是伪科学。
单凭眼学的传统经验来鉴定高仿确实有一定的难度。现在有一种作伪方法是新器接老底。这种老底如今在景德镇很值钱，以前卖一二十元，现在涨到了百八十元，如果是官窑精品，甚至可以卖到上千元。买了干什么?无非是做仿古瓷器。我上个月去了一趟景德镇，一个朋友打开柜子给让我看，全是接老底的仿古瓷器，接的天衣无缝，有冷接有热接。冷接是粘上的，热接是拿釉粘上后再经过二次烧制，根本看不出来。这些高仿器基本都发到国外了，所以很难见到。我希望大家在鉴定的时候还是应当采取双保险。专家谁都不能保证自己不打眼，尤其是凭经验鉴定，更要跟着时代的发展――现在基本上两三个月就能换一个周期。
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认识的做高仿的人，文化程度都不高。他们是最早发展起来的一批人，做东西专心致 志，一丝不苟，靠自己的技艺赢得了客户。原来景德镇做高仿的号称有五大高手，基本上都是组织者，请一批好的拉坯、画工养着。但上世纪90年代的作品现在一眼就能看出来。21世纪以后新冒出的这代人更厉害，文化程度高，高科技也不外行。高仿的成分怎么过关?很简单，他们做完了以后，花钱找最好的机构直接检测，根据测出的数据再做调整，调到完全符合了，才会生产。这是真正的高仿，成本非常高。高仿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必须要拿实物才能做，所以基本都是来样加工，不可能大批生产。
现代陶艺作品也有升值门道
现代陶艺的收藏也有门道。
下图这件粉彩牧羊女纹盘底款写的是“1955年景德镇市造”。这是景德镇陶瓷大师张松茂21岁时在景德镇陶瓷学院毕业实习时做的，后来流散到收藏家手中，价格不菲。如果现在大师自己想回购，恐怕更是个天价。
青花瓷板画《搏》是陶瓷艺术家黄秀乾的成名作品，大概卖了十几万元。后来他创作了一幅瓷板画《双巡图》，画的是两只下山猛虎。我在上世纪90年代《人民中国》杂志上介绍过黄秀乾先生的陶艺作品，日本有一个大企业家看到《双巡图》的照片后，打电话问他1000万日元(约合70万元人民币)卖不卖。黄先生对自己的精心力作出价200万元。这件瓷板画现在还在他自己手中，已经有人出价800万元。
右下图这件湖南醴陵釉下彩大瓶是1977年钓鱼台国宾馆定做的，上面还有“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字样。当年拿到北京中山公园展览，还被评为一等政治荣誉奖。后来流散到收藏家手中，而且存世仅一件，极具收藏价值。
陶瓷考察报告1000字 第8篇
关键词：朝鲜早期 折沿盘 元代
朝鲜早期白瓷中折沿盘在高丽时代开始制作。①朝鲜的折沿盘比起一般盘子来数量要少，只是以高档白瓷和青花瓷器来制作。同时期的粉青沙器以高丽末期青瓷盘为模板，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形态，但朝鲜早期的折沿盘则以金属器为母体并高度模仿其形态上的特征。朝鲜早期折沿盘的内底较浅、较平，口沿有微小突出的边沿，但越到晚期，平内底逐渐隆起，器皿的高度也随之增加。②
朝鲜折沿盘器型的渊源可以进行两种推测：第一，从器型方面看，很有可能是模仿了金属器；第二，在新安遗物中发现了几件被认定为是元代中期遗物的元代折沿盘，与元代折沿盘器型非常类似，这不能排除从中国传入的可能性。其中韩国新安遗物青白釉双叶釉里红诗文盘的器型是折沿盘稍微变形后的椭圆形，但其基本型还是折沿盘，尤其“诗文纹”是16世纪朝鲜初期青花白瓷最普遍的纹样，有可能元代折沿盘已经传入。③比较中国首都博物馆所藏的青白瓷折沿盘和朝鲜早期的白瓷折沿盘，我们会发现：朝鲜早期折沿盘的形态特征为口沿到胴体的部分成阶梯状锐利的角，口沿的边沿部分被处理得厚而圆，底部较平缓。这种器型的特征与金属器制作中使用的手法非常类似。
由于能够适应元代初期蒙古族残留的游牧生活习性，金属器作为一种生活器皿而倍受青睐。高丽末期朝鲜初期，金属器的禁用意味着金属器的大众化，铜器和金银器的器型已经成为陶瓷生产的模板。比较2006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展示的南宋彭州金银器窖藏出土的狮纹银盘和北京昌平出土的青白釉折沿盘④时，我们会发现其器型、平口沿、边沿等方面非常类似，可以看出金属器对陶瓷的直接影响。银盘子的镂空狮子、缠枝莲花纹纹样和构成是青花瓷器纹样发展的基础。但朝鲜前期的青铜折沿盘的直径是，青花折沿盘银盘的直径是16―20cm，金属盘比青花折沿盘小3―6cm左右，南宋彭州金银器窖藏出土的狮纹银盘也是直径13cm左右，比瓷器的折沿盘小。金属折沿盘和青花折沿盘比较来看，盘的大小也有区别。
朝鲜折沿盘是以金属器为基本形态而生产的，这一点已非常明确，但大小有所不同，有可能是为了配合陶瓷制作的特殊性及其用途而发展起来的，不能完全排除其受到已流入的元朝折沿盘的影响。
朝鲜早期白瓷折沿盘在元代瓷器中也能找到其渊源，元代折沿盘在龙泉窑、景德镇窑的青白瓷、青花瓷、卵白瓷等中都出现过，使用了阴阳刻、青花、贴花、点彩等多种多样的装饰技法。如在龙泉市供村出土的龙泉窑青釉贴花云鹤纹口盘，北京市西直门里后英房胡同西北城墙遗址中发现的青花松竹梅纹葵花型盘等，1983年浙江省泰顺县南浦村窖藏出土的龙泉窑青釉碟、北京昌平出土的青白釉折沿盘的平唇口沿型等。
龙泉窑的青釉系盘和青白瓷及青花瓷系折沿盘的区别在于其足底的形态，因此器物的整体高度也略有区别。龙泉窑的青釉系盘多为圈足，青白瓷和青花瓷系的折沿盘多为平底。青釉系、青白瓷和青花瓷系口径都在左右，足底形态上青釉系要高1cm左右。在北京市西直门里后英房胡同西北城墙遗址、安徽省安庆市修路89号窖藏、景德镇落马桥窑址等地出土了元青花瓷折沿盘。15世纪末16世纪初运营的韩国京畿道广州道马里窑址中出土了大量盘碎片。⑤比较它们的形态可发现：朝鲜早期青花折沿盘与首都博物馆所藏的青白釉折沿盘整体器型非常类似，但底足在制作上与中国的盘子有很大区别。中国龙泉窑盘子一般口径16cm、足径，足径与口径比为25%―35%。朝鲜早期折沿盘的口径20cm左右，到了中期逐渐变小，为16-17cm，但是足径比元代龙泉窑盘要宽。在整体高度上，中国龙泉窑系列青瓷3cm左右，朝鲜盘子2cm左右。参照表1、表2可比较上述数据。
朝鲜早期青花折沿盘的圈足没有平底的，底足的形态与朝鲜早期青铜器盘非常类似。韩国弘益大学李仁镇教授认为：用韩国的白土制作像龙泉窑足径的产品，较窄的底足极有可能因无法承受面积较大的盘子的重量而变形。如果制作为平底，极有可能因底部面积增大而使得中间部分鼓起来。因此底足的直径与器物的直径比在50%以上是适合韩国胎土的比例。
这里有值得关注的一点是：被推断为是15世纪后半叶生产的朝鲜早期遗物为19―20cm，15世纪后期葡萄纹折沿盘有22cm，比元代折沿盘16cm的口径大3-6cm左右，而到了朝鲜中期反而变到16cm左右。1430年左右，明朝的大型盘子流入王室⑥，很想制作出大件瓷，但事实上用韩国的胎土是不可能生产大件瓷的，能够生产的最大限度在19-20cm。到了16世纪，青花瓷器的使用阶层已经逐步扩展到一般老百姓，笔者认为当时流行的可能就是易于生产的16cm左右的盘子。但是有关朝鲜青花折沿盘大小的变化，需要进一步对所有遗物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
上海博物馆藏的龙泉窑青釉露胎贴花云凤纹盘和韩国新安沉船遗物中的青瓷贴花露胎花瓣纹盘，其装饰图案微凸于器表，产生出浮雕感的装饰效果，纹样无釉，露胎贴花主要装饰在制作精良的折沿浅平盘内，多为陈设瓷。景德镇落马桥窑址出土的元青花小酒杯及劝盘被用作酒杯垫，从这一点来看，它们既为实际用瓷也为装饰瓷。韩国湖岩美术馆研究者田胜昌在考察有关朝鲜前期白瓷盘的论文中论及了这种诗文盘，指出诗的内容与酒有关⑦，以此为基础认为这种盘子的用途是酒杯垫。作为元代青花瓷盘中盘和盏组成一套而使用的遗物――元青花小酒杯及劝盘，于1982年在江西省景德镇市落马桥窑址元末文化层中出土。其盘的口径、底径14cm、高，小杯芒口卧足涩底，劝盘盘心突出一圈以承小杯。由于该地层出土物中这类小杯盘的比例较大，故知其为元中后期风行的饮器。
16世纪朝鲜遗物青花“忘忧台”铭纹盘，中间放杯子的地方突出一圈，这也可以看出当时青花杯和盘子是一起使用的。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在道马里1号窑址中主要生产诗文纹折沿盘，其装饰为上到下施纹，或是类似钟表圆形状施纹。盘子较平缓，像一幅画一样，很可能是强调装饰性的陈设品。
综上所述，朝鲜的青花诗文纹折沿盘与北京首都博物馆所藏的青白瓷折沿盘、朝鲜早期的白瓷折沿盘整体器型上非常类似。新安遗物中发现了有几件折沿盘，由此可见其受中国元朝的影响，并在那个年代属于非常流行的器种。两国折沿盘受当时金属器的影响以及胎土、审美感的地位差异，使得底足的形态和大小上有所不同。
注释：
①折沿盘在韩国早在高丽就作为一种青瓷而生产，直到14世纪高丽末期为止。
②⑦田胜昌.朝解前期的白瓷盘考察[C].湖岩美术馆研究论文集，1997（2）：102.
③1978年，在韩国木浦新安海底发现了1323年沉没的前往日本的元代贸易船，这也是研究东亚商品陶瓷面貌与元朝中期陶瓷的重要资料。尤其是在新安遗物中发现了诗文折沿盘和釉里红诗文折沿盘，它们倍受世人瞩目。
④北京昌平出土的青白釉折沿盘高，口径，光素无纹饰，胎薄质坚，平砂底，泛火石红色。
⑤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广州道马里白瓷窑址发掘调查报告书――道马里一号窑址，1995.
⑥《世宗实录》卷41，世宗十年（1428）七月十九日已巳条：“上率王世子及百官，迎敕于慕华楼至景福宫，行礼如议敕曰今赐王白素磁器十卓，白磁青花大盘五个，小盘五个，至可领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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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新园.景德镇出土陶瓷[M].香港：香港大学马平山博物馆，1992.
陶瓷考察报告1000字 第9篇
关键词：陶瓷板；节能；建筑
1 引 言
“节能环保、低碳经济”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追求的永恒主题。随着国内陶瓷行业《建筑卫生陶瓷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及《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政策的出台，一种新型节能的低碳建筑装饰材料――陶瓷板逐渐流行，并有可能成为今后幕墙材料的主流产品。
陶瓷板以天然低质陶土或页岩、少量石英砂和陶瓷废料等为原料，采用湿法挤压成形，经高温烧制而成。与现有陶瓷砖的生产过程相比，陶瓷板生产中的污水、废渣、废气、粉尘都很小，积极响应了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号召。陶瓷板的发展已得到了我国各级政府的大力扶持，被列入中央扩大内需投资、产业调整和振兴项目，并已获得国家专项资金补助；《干挂空心陶瓷板》国标即将出台，将为陶瓷板的规范生产打下坚实的基础。随着国内陶瓷板的大批量上市，凭借其特有的人文艺术气息、天然的色彩、强烈的艺术美感、节能防噪的优势，必将成为建筑幕墙的新宠和房产的新卖点。
2 陶瓷板的发展历史
国外发展历史
陶土板幕墙最初起源于德国闻名的屋顶瓦制造商，他们设想将屋顶瓦应用到墙面，最终根据陶瓦的挂接方式，发明了用于外墙的干挂体系和幕墙陶土板，并于1985年在德国慕尼黑成立了阿格通（ArGeTon）陶板生产工厂。现在国外的陶瓷板生产商主要以德国的阿格通（Argeton）、雅阁博陶（Agrob Buchtal）、NBK和法国的特力公司为主，大多在中国设有办事处，2006年以前中国建筑用的陶土板全是国外公司的。
国内发展历史
自_年中国民航总局建筑物首次引进德国Agrob Buchtal陶土板以来，天津、上海、北京等地一些高档建筑的幕墙上逐渐大量使用。由于陶瓷板的色泽自然丰富，富有文化内涵，这些建筑都非常引人注目。
国内最早开始尝试制作陶瓷板的厂家是佛山美术陶瓷厂的红狮牌陶瓷，采用传统湿法挤出成形、隧道式烘干和隧道窑烧成的工艺，但产能很小，未能在国内得到有效推广。
2005年，浙江瑞高公司老板在欧洲考察时，对这款产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决定在浙江长兴投资建设陶瓷板生产线，但由于当时该产品在国内生产几乎是空白，从工艺路线到设备选型等方面颇费周折，最后通过多方面了解和研究敲定了湿法挤出、室式烘房干燥、辊道窑烧成的工艺，并于2006年8月取得了初步成功。
从2006年起，先后有浙江瑞高、江苏新嘉理和福建华泰等国内企业投资陶瓷板生产线。由于规格齐全、品种丰富、价格合理、服务及时等优势，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逐步取代了进口产品。
最近两年，先后有天津、浙江和福建等地的一些企业开始进入这个全新的行业，同时原先的陶板三强也开始了新的扩产计划，整个行业逐步呈现出欣欣向荣、蓬勃发展的态势。
浙江瑞高是中国现代陶瓷板行业的先锋，福建华泰（TOB）是亚洲陶板王，江苏新嘉理大手笔引进德国生产线都为这个行业增添了光彩，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陶瓷板的原料处理工序在国内已经非常成熟，如喂料机、双轴搅拌机、练泥机、筛式挤出机等都有优秀的供应商，比如合肥乐华、湖南高新等。
湿法挤出设备基本上还要依靠进口，一般是采用德国翰德乐（HAENDLE）、意大利保加仪（BONGGANNI）或者意大利OMG公司的四轴挤出机，国产挤出机在300mm×600mm等小规格产品上也开始有厂家进行尝试。
在烧成和干燥方面，国内陶瓷板生产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浙江瑞高在2006年8月份正式投产后，很快生产出了300mm×600mm、300mm×1200mm等国内规格最大的产品，产能也达到800m2/天，比传统的隧道式干燥和隧道窑烧成有了显著提高，特别是佛山市摩德娜机械有限公司提供的辊道窑设备和烧成技术，将传统隧道窑烧成的20～24h周期缩短到辊道窑的3～6h，效率显著提高。在干燥方面，由于原料的多样性并且不稳定，而挤出产品的水份相对比较高，室式烘房干燥的效率就显得低下，干燥缺陷也多，后来尝试过微波干燥技术，但一直没有达到预想结果。
2007年，江苏新嘉理花巨资引进德国林格公司(LINGL)的现代化生产线，采用意大利BONGANNI挤出机、德国林格公司的高效隧道干燥（干燥周期从22~30h不等）以及自动装卸的机械手、摩德娜机械的辊道窑，使整个生产线的自动化程度得到提高，产能也能达到1000m2/天。
2007年底，福建华泰开始尝试采用微波干燥+辊道式干燥技术，由摩德娜机械提供了全世界最长的230m长辊道式陶板窑炉（设计产量为3000m2/天），但由于受到干燥的限制，产量只能达到1200m2/天。
2008年开始，摩德娜机械自主研发的IG系列辊道式陶瓷板干燥器投入市场， IG陶瓷板干燥器采用5层通道设计，独立模段控温调湿，实现了温度和湿度的自动控制，使陶板的干燥速度和干燥成品率得到革命性的提高，干燥周期从隧道式的20~30h缩短到3~6h，干燥成品率从原先的60%~70%提升到95%以上，浙江瑞高的产能很快突破2000m2/天，烧成优等品率也提高到98%以上，此后IG干燥系列干燥器成为陶瓷板行业的标准干燥设备，为行业的腾飞做出了巨大贡献。
3 陶瓷板生产流程
现在比较成熟的陶瓷板生产流程大致如图1所示。
在这些工艺流程中，原料处理相对比较简单和成熟，国内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但由于各厂现在基本上都采用快干快烧工艺，所以在原料的配方上要特别注意，含砂量相对多一些，降低热敏感性高的陶土用量，强化排水性能，原料颗粒度要适中。除此之外，在生产过程中有几个核心工序要特别注意，一是挤出成形，二是干燥，三是烧成，尤其是挤出和干燥，直接关系到产量和质量。
4 陶瓷板的主要理化指标
产品规格
长度以600mm、900mm、1200mm、1500mm居多，目前，市场上陶板产品的规格以1200mm为主流尺寸；宽度以250mm、300mm、450mm居多，但300mm为主流尺寸； 厚度以15mm、18mm、30mm居多，18mm为主流尺寸。
随着市场的发展，长度、宽度有逐步加大的趋势，但尺寸加大强度会有所降低。
主要性能指标
参考国内陶瓷板一些检测报告摘录（以300mm×600mm×18mm陶瓷板为基础），陶瓷板的主要性能指标见表1。
5 陶瓷板的市场前景
陶瓷板的性能优势
陶瓷板是当今建筑界最新型的幕墙材料，具有环保、节能、防潮、隔音、抗震等优点，采用金属件干挂安装，更换方便，给设计和应用提供了比较灵活的解决方案。由于陶瓷板具有石材、玻璃、铝合金、陶瓷外墙砖等传统幕墙材料无可比拟的优势，已广泛用于高楼大厦和高档建筑外墙装饰。陶瓷板自重约32~49kg/m2，比石材的自重轻1/3～1/2，减少了建筑体的承重量。与玻璃和铝合金幕墙相比，其空腔结构能够有效缩小传热系数，降低了能耗，使建筑起到冬暖夏凉的功效；内空腔结构还具有隔音降噪功能，降低的噪音可达到9分贝以上，能有效维持建筑内部的宁静。陶瓷板丰富的颜色、天然的色泽和高雅的格调，使幕墙由单调变为亮丽多彩，更具艺术感。
瓦协会、陶瓷协会目前正关注陶土板的发展，砖瓦协会认为其终究将发展为代替当前外保温墙材的产品，推崇其保温、装饰和安全性能。中国幕墙协会认为陶土板代替玻璃幕墙可以解决光污染，代替石材可以减少重量，防止剥落，提高建筑外墙装饰的安全性能。从建筑陶瓷行业来看，陶瓷板的生产工艺简洁，不用球磨和喷粉，省电省气用水少，整个生产过程环保节能；在原料方面，用普通陶土即可生产，随着墙、地砖行业高档原料的减少和稀缺，陶瓷板可能将逐步取代现有墙砖和地砖，成为全新的装饰风格。
陶瓷板的生产现状
截止2010年为止，国内已经生产且有一定规模的厂家主要集中在浙江瑞高、宜兴新嘉理、福建华泰和天津富迪四家，总产量可以达到400万m2/年。从单价来看，根据花色品种和厂家不同，普通陶瓷板单价从300～600元/m2不等（不含金属龙骨件），而国外的陶瓷板单价约为800～1500元/m2（不含金属龙骨件）。国内陶瓷板经过4年多的发展，各种创新工艺和技术层出不穷，色调从单一的红色发展到了黄、灰和绿四大色系和延伸的多个色调；规格方面，从最初的300mm×600mm发展到600mm×1800mm，厚度从15mm的小孔中空增加到现在的50mm大孔中空；表面装饰从以前的单一平板发展到现在施釉、印花和滚花（挤出后滚成凹槽状）；形状有表面“瓦棱”形或“凹凸”状，转角陶板和中空陶瓷管等等异形件；而在产量方面，随着陶机设备的推陈出新，日产量已从最初的800m2/条线发展到新设计的日产5000m2/条线；窑炉内宽和长度不断增加，烧成周期越来越短，最快的已从当初的8h缩短到2h（均指辊道窑）。在应用方面，地域从最初的北京、上海和天津推广到重庆、杭州、成都、广州等大中城市，从单一的房屋外表装饰发展到地铁口、火车站、候机大厅和影剧院等等。总之，陶瓷板不论从生产工艺、花色品种、规格型号，还是装饰领域和效果，短短几年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艺不断进步、技术不断创新、装饰领域不断拓宽。
陶瓷板的市场前景
从国家《统计年鉴》获悉：2009年全国新建商品房面积20亿平米。其中使用幕墙面积7000~8000万m2，现有幕墙材料主要有石材幕墙、玻璃幕墙、金属幕墙三大类。随着市场认识度的不断增加和国家对节能环保产品的大力支持，如果按陶土板使用量占幕墙的20%计算，每年就可达1400～1600万m2，以国内现有的年产400万m2情况看，陶瓷板市场的发展空间还相当大。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估计每年建筑面积会以15%～20%的速度增长，市场前景还非常广阔。而国外，尤其是欧洲，外墙装饰以朴素、自然、古典的格调为主，陶瓷板是他们外墙装饰的首选；而北美洲的美国、亚洲的韩国和日本等各国在陶瓷板幕墙装饰方面已发展到比较成熟的地步，诸如陶瓷板百页窗、双层陶瓷板、保温陶瓷板和隔声陶瓷板等幕墙已大量出现。
从竞争态势来看，国外陶瓷板规格小、色调单一，尤其是售价很高，而国内陶瓷板发展迅猛，随着工艺水平和设备技术的不断提高，单位成本直线下降，与国外陶瓷板的竞争优势相当明显。国内陶瓷板市场现在处于供不应求局面；从经济效益来看，陶瓷板成本低，与需要切割、抛光和打磨的天然石材相比优势明显，短期内利润空间相当大。
陶瓷板生产过程污染小，省电省气节水粉尘少；从建筑装饰的情况看，不仅增加了城市幕墙的多样化，而且由于陶瓷板保温好，属于建筑节能的理想材料；从其原料看，可用普通陶土生产，节约资源；通过各地扩建陶瓷板生产厂，不仅可以促使现有陶瓷厂进行产业升级，而且可以增加地方税收和促进人员就业，减轻地方财政负担。从社会效益来看，陶瓷板具有良好的推广价值。
陶瓷考察报告1000字 第10篇
在五一、国庆等节假日，如有心到一些大的建材市场逛一圈，你会发现各种各样促销方法，如：直接降价促销，送赠品促销（买瓷砖送瓷砖，买瓷砖送家电等），游戏促销，抽奖促销，服务促销，展示促销（企业由于新品上市、店庆、节假日促销需要，在建材市场广场等户外利用产品展示、道具、有奖问答、游戏、演出等手段向消费者传达产品利益点或促销信息的促销行为，也称为动态促销），联合促销等，精彩纷呈。
由于陶瓷等建材产品在终端不是明码实价，平时不促销时，也8折，水深价格不透明，价格公信力不强。且每个品牌都在争相促销，慢慢的促销成了一种“常规武器”，促销效果大大降低。如促销力度不大，消费者根本不买帐，起不到好的促销效果不说，还浪费资源。促销力度大，销量是暂时上去了，但品牌形象又会受到伤害。产品价格促销从来一把双刃剑，如05年五一节，某一线陶瓷品牌在武汉进行全线产品大幅度降价促销，结果是促销其间销量短期大幅增加，忙了半个月（开单、收款、送货），可后来却闲了半年（品牌受到伤害）。
前面提到的都是价格促销。还有一种促销是提升价值的促销，即通过促销提升品牌形象。
有没有可能在一次促销活动中，把短期内提高产品销量的价格促销和提升品牌形象的价值促销整合在一起，使促销活动在提高产品销量的同时，不但不伤害品牌，还提升品牌形象，做到鱼与熊掌兼得？这就考促销策划人员的智慧了。
自XX陶瓷于2007年315其间在陶瓷行业内首倡“诚实守信，共铸和谐消费市场环境”活动，在终端市场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后，紧接着五一黄金周的促销活动策划提上了集团市场运筹部的工作日程。五月是陶瓷产品上半年的销售旺季，有“红五月”之说。五一黄金周其间各陶瓷品牌肯定会在终端针对消费者进行各种让利促销活动。如何才能使此次五一劳动节的促销，既新颖，在众多的促销活动中脱颖而出，获得消费者的青睐，提高产品销量，同时还能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品牌形象，并且还能与315活动相呼应？市场运筹部负责策划方面工作的所有同仁都陷入了多日的沉思。因为难度很大，谁都没把握。
“五一黄金周”，“五一劳动节”。“五一劳动节”，灵光一闪，对，本次促销就回到“五一劳动节”的本义上，以劳动者作文章，并进行让利买赠促销。经过多日的思想碰撞，灵感终于来了。
再经过多次推敲，促销主题确定为：
“劳动者光荣——XX陶瓷负利润酬劳模”
促销活动利益点定为：
1、五一黄金周期间，在2007年荣获省级（含）以上劳动模范荣誉称号的消费者自家装修购XX陶瓷可享受3折优惠（每人购砖面积不超过150平方米）。在2007年荣获市级劳动模范的消费者自家装修购XX陶瓷可享受4折优惠（每人购砖面积不超过150平方米）。同时享受如下2、3点优惠。
2、五一黄金周期间，普通消费者购XX陶瓷产品可享受折优惠，同时，
购买XX陶瓷20000（含）元以上，送格力匹空调一部；
购买XX陶瓷15000（含）——20000元送格力1匹空调一部；
购买XX陶瓷10000元（含）——15000元送格兰士微波炉一台；
购买XX陶瓷5000（含）——10000元送美的电饭煲一个；
购买XX陶瓷5000元以下送雪碧6瓶。
3、五一黄金周期间，购XX陶瓷任何产品送精美促销礼品一份（高档雨伞一把），送完即止。
“劳动者光荣——XX陶瓷负利润酬劳模”的促销主题立意高，境界高，活动内容又新颖，不但可以吸引消费者的眼球，在五一其间利于传播，还可以树立尊重和热爱劳模，呼吁社会发扬劳模精神的负责任的企业和品牌形象。同时买陶瓷送家电的活动利益点对新买房装修的普通业主也很有吸引力。并且不会“撞衫”。如按此方案严格执行，一定能达到提升品牌形象和提高产品销售的双重促销效果。
把促销方案完善后立即上报公司，经讨论，一致通过。促销方案传真给全国各地的经销商，得到广大经销商的支持和认可。可以预感，此次促销活动可以达到策划目的。
一切工作都按计划紧张的进行中。
XX陶瓷福州总经销——福州盛光建材公司组织实施的福州区域“劳动者光荣——XX陶瓷负利润酬劳模”促销活动，不但在促销活动期间，人气旺盛，销量翻几番。最主要的此次促销活动还得到了福建省工会、劳模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认可，当地主流媒体争相报道，社会反映强烈，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提升了品牌形象，成为本次促销活动成功的典范。
福州盛光建材公司在收到“劳动者光荣——XX陶瓷负利润酬劳模”的方案传真后，立即着手此次促销活动的前期准备工作。
一方面在活动前的4月24日—30日的一个星期内，在福州当地的主流报纸等媒体“XX陶瓷五一大酬宾寻劳模”的新闻稿，同时在《海峡都市报》投放促销活动广告，进行活动告知和预热。
另方面，得知福建省2007年劳动模范表彰大会将于4月29日在福州召开的消息后，立即直接找到福建省总工会领导，把五一XX陶瓷正在寻找劳模，关心劳模，并负利润酬谢劳模的报告呈报给工会领导，立即获得省总工会领导的大力支持。
同时，在各建材市场，市内交通要道和重点小区，悬挂标语，发放宣传资料，为活动宣传造势，及终端活动现场布置等前期准备工作也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5月1日上午10:00，位于福州南方建材市场的XX陶瓷专卖店，鼓乐齐鸣，热闹非凡。超过20名的07年度福建省、市劳模肩披红色授在省工会的相关领导陪同下来到XX陶瓷专卖店参观考察。
不到半个小时，整个专卖店就被围的水泄不通（很多市场上其他陶瓷品牌专卖店老板和工作人员过来看热闹）。专卖店内，劳模们有的在仔细的看产品，有的细心的向店员咨询，有的开心的互相交流，有的在接受媒体的采访。一片笑语声，一片繁忙。
当地众多媒体记者到也被吸引现场采访。省级电视台东南卫视，在当天的新闻栏目中对活动的盛况做了长达3分多钟的专题报道，其他报纸类媒体也在5月2、3日的重要版面对此次促销活动做了相应的报道。
XX陶瓷‘劳动者光荣’促销活动受到到场的领导和劳模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全国劳动模范、福建省人大代表侯秀英女士在现场接受媒体的采访时表示：“XX陶瓷发起的‘劳动者光荣’活动很有现实意义，非常感谢他们对劳模的尊重和热爱。劳模是社会的脊梁，发扬劳模精神，对社会进步有着重要的意义”。
陶瓷考察报告1000字 第11篇
【关键词】当代陶艺 装置 语境 环境 空间
基于当代陶艺创作的语境思考
当代陶艺家对于陶艺材料的重新体验与尝试，源于工业化文明所带来的思想聚变和文化反思，无论是1954年被世界公认的奥蒂斯陶艺革命的创始人彼得・范克思（Peter Voulkos），还是日本陶艺社革命的创始者八木一夫，他们对于陶瓷创作观念与面貌的反思，均是出于对现有文化与工业文明，自然与社会，人与机械之间的某种精神恐慌与反思。他们的反思对于日后的艺术发展而言均是彻底的，被后期从事现当代陶艺家们奉为旗手。当然他们以前的陶艺界前辈们也在这条改革的道路上试图去创造全新的艺术形态，但社会语境与当时文化语境没有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去和给他们给养的那个文化艺术形态做个决裂式的告别。
中国早期的当代陶艺家在与国际现当代文化接触的过程中，在改革开放的潮流中，政治与文化氛围有所松动的前提下，当代陶艺创作的面貌也有了全新的改观。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在当代陶艺革新领域，中国对于世界当代陶艺的贡献，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均显得微乎其微。就中国本土内部而言，中国当代陶艺创作所呈现的形态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影响与推动也显得微不足道。但即便如此，一批较早涉足当代艺术创作的艺术家们，开始小范围选择陶瓷材料作为实验艺术的引子，夹杂着部分学院派陶艺家也开始反思传统陶瓷艺术在当代所扮演的角色，合力将中国当代陶艺的创作面貌引向了一个全新的轨道。
当代陶艺对于室内外环境语境的介入
当代陶艺作为纯艺术被早期的当代陶艺家们所提出，其创作的手段与观念是异常超前的，对于功能性的早期摒弃，为陶瓷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材料而进入更多当代艺术家的视野提供了外部条件。但无论如何，当代陶艺对于环境的思考与探究还没有明确的被提出。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当公众所依赖的生存环境资源例如空气和水受到威胁时，具有环境主义保护观念的一些艺术家开始将自己的作品创作作为革命的武器，以弗兰斯・威登汉（Frans Wildenhain）、鲁斯・达可伍思（Ruth Duckworth）为首的艺术家开始从大自然中获取素材与表现内容，将自然、宁静、幽雅的湖面，自由翱翔的飞鸟，代表生命的阳光与空气、雨水，代表能源破坏而呈现的干旱沙漠与熊熊火山等题材以陶瓷壁画的方式呈现于社会公共空间之中。当代陶艺对于公共环境空间的涉及，不仅在公共空间领域展现了当代陶艺的独特魅力，更为重要的是，当代环境陶艺壁画以其独有的材料泥味、火味、釉色和人文关怀精神被大众所接收。如美国陶艺家温・海格比（Wayne Higby）将其所生活的科罗拉多州的山脉表现于系列创作中，那些高耸入云的断崖陡壁，沉降于万里低空下浩瀚碧绿海面，都为我们展现出蔚为壮观的大自然是如此的富有生机与活力。
室外环境陶艺可以完美地展现陶瓷材料独特泥料的魅力，粗狂、斑驳、厚重古朴天成；亦可以展现釉色的窑变、奇幻、瑰丽、鬼斧神工之趣；亦可展现彩绘的特质美感，温润的笔下青花、内敛的粉彩装饰、灵活的新彩写真；亦可展示拼贴的趣味，异构、重复、时空交错。
当代陶艺创作的装置语境分析
对于艺术家而言，永远无法回避的就是对于作品在何种语境下呈现的思想分析。上述对于环境的探究多源于对环境真实空间、社会人群结构、公共价值体系、群体目标定位等综合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的综合考量与思考，而当代陶艺创作的装置语境还存在于特殊的展示空间中，这里的展示可以是作品创作前既定的室内外空间设计，也可以是作品创作后所必须要求的室内外空间选择。而以装置语境出现的当代陶艺创作，结合室内外空间的两种诉求来看，对于装置类型的当代陶艺（简称装置陶艺）创作必须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要素。
1.装置陶艺是以空间为参照系而创作的具有空间类型概念的当代陶艺创作。空间对于装置陶艺来说具有其独特性，这个空间是必须参与到作品之中的空间，而且由于这种空间，作品才显得具有其特殊的价值与意义。空间可大可小，大的空间比如自然的某个空间或者整个室内空间展厅（如在泰特现代美术馆涡轮馆展出的艾未未陶艺装置作品《1亿颗陶瓷瓜子》，一千多平方米的展厅里，地面上铺满了一亿颗葵花籽，其重量超过150吨。巨大的空间，数量众多的陶瓷作品，扑面而来的视觉感受和作品创作过程中所包含的内容，使得作品获得了空前的社会影响。艺术家艾未未并没有给作品一个完整的、固定的解释，而是将作品呈现于硕大的空间中，让每位参观者去感受并获取内心的答案）。小的空间比如装入容器的陶艺（如徐洪波用一系列形态相同或相似的基本构成元素来进行分割、并置、翻转、破碎或扭曲等手法来完成一个陶瓷装置作品《克隆实验室》）。
陶瓷考察报告1000字 第12篇
关键词： 类型学分析;文化因素分析;夏商时期南北文化交流;贡赋
Abstract：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yp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cultural issue， we try to analyze two kinds of pottery and protoporcelain which are widely distributed in China in Xia and Shang Dynasty， and full of social value. we usually call them “Xiangbi He” and “Dakouzhejian Zun”. we could find the same points of their backgrounds of the beginnings and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then， we analyze one model of communications-Tribute ―― among the areas of the Middle China，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Este south.
Key words：the analysis of typology， the analysis of cultural issu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North and South in Xia and Shang Dynasty， Tribute.
序 言
“象鼻B”又称长嘴平底B、封顶壶型B等，是二里头文化早期中国陶瓷史上一颗神秘的“流星”;原始瓷大口折肩尊则延续时间漫长，存在于二里岗下层文化二期至殷墟一、二期之间，似一颗璀璨的“恒星”。虽然二者的存在时代有所差异，但两类器物却有着颇多关联。本文希望透过对两类器物的系统研究，以探索二者背后所隐藏的历史信息。
一、 类型学与文化因素分析
1. 象鼻B研究
象鼻B目前已报道的材料共13例，庞晓霞、高江涛在《先秦时期封顶壶形B初步研究》（1）一文中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总结。但需要注意，该文中所提及的两件石家河文化陶壶的器形与典型的象鼻B之间差异明显，对于二者是否存在直接的源流关系尚需考证。同样，客省庄文化二期的临潼姜寨遗址与齐家文化的庄浪县刘家堡遗址中各出土过一件近似象鼻B的陶B，这些异形器物与典型象鼻B器形亦存在明显差异，二者需区别讨论。
象鼻B数量虽少，但器形、时代特征明显，目前所见之实物，工艺复杂，首部、颈部、腹部、底部皆独立制作，再拼合而成。兽形器首，管状长流斜直上扬，其后端为椭圆形器口，柱状高领，领部下端饰凸棱，腹部呈扁球形，领部顶端至腹部粘接一个宽扁耳，耳面多呈并列凸棱状，腹下假圈足，平底。根据陶质、腹部特征及纹饰差异，主要可分为两型：
A型，中原型（图二，1），多为泥质黑皮陶，腹部较小，腹壁鼓出，最大腹径靠上，近似圆肩状，器表多见素面;
B型，东南型（图二，2），多为印纹硬陶，偶见原始青瓷，腹部较大，扁球腹圆鼓，最大腹径多在腹中部或靠下，腹部拍印几何印纹。
庞晓霞、高江涛的研究，推测象鼻B来源于石家河文化的陶壶（2）（图一，1、2）。但是，通过分解象鼻B不同部位的器形特征，可以清晰地看到，在A型象鼻B分布的中原地区，略早于二里头文化的河南龙山文化内部已经孕育出了足以组成象鼻B的构件要素。图三中，来自王湾三期文化中的袋足B、单把罐、觚形杯等器物，局部的器形特征与A型象鼻B几乎完全一致。而石家河文化的陶壶缺少颈部，腹部、足部特征与象鼻B差异明显，并且从制法上看，器首的套接工艺，圈足的处理方法等亦与象鼻B不同;另一方面，这类石家河文化的陶壶皆属于石家河文化晚期，以肖家屋脊遗址为例，B、h类器物数量颇少，并且B、h形态与石家河文化早期同类器物相比，差异非常明显，却与河南龙山文化中的B、h相近（3）。因此石家河文化所见的管状流陶壶，能否最终发展成为了象鼻B，其间尚有较大的缺环，或许在中原龙山文化与石家河文化频繁交流的背景下，其仅仅是为象鼻B的创造提供了某些构件组合的新思路。而B型象鼻B首部、底部、器耳特征则与A型象鼻B一致，但这些器形特征在早于或同时于马岭类型的同区域古代遗存中基本不存在，仅腹部与马岭类型几何印纹硬陶的高领扁球腹罐特征一致，由此可见，东南地区缺乏创烧B型象鼻B的器形基础，仅是对于A型的模仿与改造，B型象鼻B作为A型的衍生物，当是符合制陶工艺发展规律的。
从象鼻B出土时代考察，除淅川下王岗遗址地层中出土的一件残器T4②：420，报告推测年代为龙山时代以外（4），其余时代皆集中于二里头文化二期。而出土背景上，目前信息相对准确与充足的仅有四件，具体如表一：
观察象鼻B出土背景与遗迹信息，可知A型象鼻B主要出土于二里头文化的大型聚落内;从共存遗物的情况可知，使用者身份较高，应属于权力中心。B型象鼻B在中原地区出土背景同于A型，尤其是二里头遗址3号宫殿区发现的原始瓷B型象鼻B（02 VM5：1），更可视为极其稀有的社会财富。东南地区的B型象鼻B，虽然从出土背景观察，没有中原地区如此突出的社会地位，但B型象鼻B在同时期的东南地区亦属于数量极少者，且工艺水平明显高于其他陶器器类。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平底器在马岭类型陶器群中并非主流产品，这种工艺复杂、器形精美，却不符合土著制陶工艺习俗的矛盾结合体，可以使我们作出如下推测：B型象鼻B对于东南地区的人群而言，并非是生活功能所需求的产品，它来源于对中原地区高等级礼仪性器物的模仿，更多具有象征性与商品性的意义，它的出现既是东南地区制陶工艺精湛技术的体现，也是寻找东南地区与中原王朝有着政治关联的土著势力的钥匙。
2. 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研究
原始瓷大口折肩尊数量相对较多，目前出土此类陶尊的遗址包括湖北盘龙城遗址（5）、荆南寺遗址（6）、河南郑州商城遗址（7）、偃师商城遗址（8）、郑州小双桥遗址（9）、河北藁城台西遗址（10）、山西垣曲商城遗址（11）、陕西耀县北村遗址（12）、江西铜鼓平顶垴遗址（13）、福建光泽池湖遗址（14）等。此类原始瓷尊的分布情况与象鼻B有着较大的一致性，但其延续时间更长，形制变化更为丰富，进而可以反映更多的历史信息。
对于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的类型学分析，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出土这类瓷器的遗址基本皆是商王朝控制区域内重要的核心聚落，且出土数量较少，属于当时贵族所使用的珍贵器皿之一。因此，对于这类瓷器生产、使用的时间概念不能简单地根据出土遗迹的时代进行推定，对于同型器，其式别变换的认识也需要慎重考虑出土背景。为避免长期使用而造成的信息不确定性，更好地把握该类原始瓷尊的发展脉络，宏观性的概括分析更具有可靠性，笔者认为可将该类原始瓷尊根据器身腹部特征分为以下两型：
A型：深腹尊，肩部呈双折肩或圆鼓肩状，根据器身轮廓特征可分为两个亚型。
Aa型：数量较少，器身纵截面呈竖长方形;
Ab型：器身纵截面近似正方形。
B型：浅腹尊，器身纵截面呈横长方形，根据口腹特征可分为两个亚型。
Ba型：口径多等于或小于最大腹径，下腹壁圆鼓，底面较宽;
Bb型：口径多大于最大腹径，下腹壁斜收，且多见内凹现象，底面较窄。
若以出土遗迹的时代判断，原始瓷大口折肩尊基本上经历了“Aa型Ab型Ba型Bb型”的发展过程。但考虑到文化滞后性等原因，如Aa型的盘龙城PWZT82⑧：4瓷尊埋藏年代为盘龙城遗址第二期，Ab型的盘龙城PWZT66⑦：23瓷尊埋藏年代为盘龙城遗址第三期，两件器物的时代皆相当于中原地区二里岗文化下层阶段，是短短数十年内的孤例，因此两类瓷尊是同时产生或先后产生皆有可能。另外，原始瓷大口折肩尊除型、亚型之间存在差异外，同亚型的器物之间差异甚小，如盘龙城遗址第六期地层中另见的一件Aa型瓷尊（图五），器形、釉色等特征与盘龙城遗址二期的PWZT82⑧：4基本一致。这种长时段内器形变化较小的产品，是审美的凝固，还是传世的延续，亦难以分辨。另一方面，从地域分布的情况看，如此大范围内存在着形制相同的产品，那么其生产者或生产地，必然具有某种强烈的内在联系。
此外，从A、B两型原始瓷尊的数量统计看，二者似乎存在一定的分布差异。根据对尚可辨认器形的原始瓷尊数量统计，A型尊在长江流域及南方地区数量较多，B型尊则在中原及北方地区数量更占优势。如郑州商城发现的A、B两型瓷尊数据对比结果为2：7，时代较晚的小双桥遗址数据对比结果也是2：7，而南方的盘龙城遗址对比结果为7：3，平顶垴遗址与池湖遗址皆仅见Ab型瓷尊。另外，中原及北方地区并未发现Aa型瓷尊。
从各类原始瓷尊的存灭时间观察，Aa型数量较少，且消失最早，Ab及B型主要流行于二里岗文化上层时期，这一时期，该类瓷尊的发展进入高峰，中原地区商文化所盘踞的核心遗址中皆可以看到此类陶尊的分布，尤以具备王都性质的郑州商城遗址以及小双桥遗址中数量最多。二里岗文化上层二期以后，瓷尊数量明显减少，除了在藁城台西遗址晚期居址中发现一件变形明显的Bb型瓷尊外（图六），中原地区与长江流域已经未见此类瓷尊的存在了。
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的来源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通过对瓷尊分布地区的传统文化进行考察，可知盘龙城遗址第一、二期，二里头遗址以及郑州地区二里岗下层一期遗物中，皆未见足以构成瓷尊器形要素的器类。由此可见，瓷尊的产生更可能是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更广泛地对比夏商之际的古代遗存，有两类值得关注：一为豫南地区杨庄类型遗存（15），一为闽北浙南地区的马岭类型遗存（16）。这两类遗存中皆出土有器形特征或局部特征与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相近的器物，并且年代略早。不同的是，杨庄所见的皆为泥质陶，器形与原始瓷大口折肩尊更为近似;马岭类型遗存中则存在硬质陶，更接近原始瓷，且几何印纹纹饰中可以找到与早期的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纹饰基本一致者（图七）。总之，如果仅从类型学的角度观察，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的来源很可能与以上两类遗存有着颇为微妙的关联。
二、 象鼻B、原始瓷大口折肩尊与
夏商时期南北文化的交流
从象鼻B与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的分布情况看（图八），二者具有较强的相似性。中原地区与东南地区虽相隔遥远，地理条件复杂，却通过这两种器物形成了某种关联，就像被两条极为相似的纽带联系了起来。
二里头遗址三号宫殿区出土的原始瓷B型象鼻B，显然来自于东南地区的闽浙交界区域，这一例证可以反映区域文化交流的关联。《史记・夏本纪》曰“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曰会稽”（17），《墨子・兼爱篇中》“古者禹治天下……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18）。考古发现，龙山时期豫东地区的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南下至宁镇地区形成南荡类型（19），后又对太湖流域的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形成强烈影响（20），二重证据的对应，可以看到从龙山时代至中原夏时期，中原与东南地区已经产生了密切的联系。《夏本纪》又云“自虞、夏时，贡赋备矣”（21），精美原始瓷器在二里头遗址的出现，又恰合“贡赋”之义。二里头文化一期开始出现的A型象鼻B，是二里头文化早期贵重的礼仪化器物，在东南地区的改造与精加工之下，形成了更为珍贵的贡品。但为何在东南与中原之间广阔的江淮地区未见到工艺复杂的象鼻B？这可能就与二里头文化核心势力的范围以及两地交通路线的选择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了。
关于东南地区与中原王朝交流的途径，向桃初提出二里头文化向南传播的东、西路线（22）。其中东线经淮河南下，进入江淮地区，再至宁镇、太湖地区，最后向南进入江浙地区，B型象鼻B主要分布的地区正处于在闽浙交界的山地。而太湖两岸在相当于中原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阶段主要受到了点将台文化与马桥文化早期（或高祭台类型早期遗存）的控制，二者之间极其薄弱的交流关系（23），又恰好印证了历史地理学者对于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江苏沿海地区由于海面上涨对本地生态的破坏导致环境恶化的结论（24）。由此也可以推测，由于当时居住环境的恶化，使得东线的交通受困于沼泽地带与古震泽的阻碍。如此，向桃初所提及的西线路径的可能性相对更大，长江中游江汉平原中转站的作用也显得尤为重要。
从象鼻B到原始瓷大口折肩尊，长江中游开始越来越明显地展现出其地理要冲的作用，虽然原始瓷大口折肩尊并不如象鼻B作为东南贡赋的表现明显，毕竟最早的瓷尊出现在江汉平原。但是从另一些角度观察，如东南地区所具备的原始瓷烧制技术基础（25），广泛分布并大量蕴藏的瓷石矿资源（26），以及前文中提及的杨庄、马岭陶器与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的微妙关联，这些都不得不使人对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的产生背景进行更深入的联想。以中原地区传统器形为原形，再以东南地区的制陶工艺加以改造，如口部结构、几何印纹、瓷釉等，通过全新塑造，最终生产出符合中原王朝需求之产品。
此外，朱嵩整理商周时期原始瓷器，其中早商时期中原地区与盘龙城遗址的原始瓷对比，它们在器形、纹饰上相似，但皆与其自身文化的陶器系统不同。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几何印纹陶上，中原及长江中游地区所见的鼓腹圈足尊、高领鼓腹罐、垂腹罐等几何印纹陶，更多的是与东南地区的万年文化、白主段类型中的同类型器物相似（27）。如此，与夏代晚期的象鼻B一般，商王朝又与神秘的闽浙赣交界地区联系在一起了。
需要指出一点，虽然从象鼻B与原始瓷大口折肩尊产生背景的推测中，可以看到东南地区的创烧优势，但这并不能完全否认中原与长江中游地区本土烧制的可能性，毕竟目前发现的长江以南遗址点中，仅见到Ab型瓷尊。长江以北发现较多的B型瓷尊，其始烧时间较晚，并且低矮稳妥的器形降低了烧制的难度，再参考中国工艺史上频繁出现的技术输出历史，以及科技考古学家对于原始瓷物理、化学测验的区域差异，对于原始瓷烧制地点的讨论显然应该在更加细致的时间段以及共时性的微观视野下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从象鼻B到原始瓷大口折肩尊的延续过程观察，中原二里头遗址中，原始瓷器从二里头文化二期延续至四期（28）。进入商代，长江以北除二里岗下层一期短暂缺失的原始瓷历史外，二里岗下层二期开始，直至二里岗上层二期，中原及北方地区的核心遗址中一直都可以看到原始瓷器在展现其贵重的社会价值。在完成夏商王朝的_交替后，商文化很快也开始了强势的对外扩张，在二里岗下层时期进入长江中游流域（29）。也正是这一阶段，新型的原始瓷器也渐渐出现在了商文化贵族的生活中，恰如《诗・商颂・殷武》所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30），与西北地区相同，东南地区的贡赋又一次得到了恢复。
而二里岗上层文化以后，长江以北地区原始瓷器的发展出现了低潮。《史记・殷本纪》“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31）”多有学者视小双桥遗址为中丁所都之“J”（32），它也是中原地区最后一个原始瓷大口折肩尊大量存在的商文化遗址。考古现象的断层与历史记载的结合，可以进一步证明外来贡赋的存在。
盘庚迁殷以来，开启了殷墟文化的灿烂文明，但晚商时期的中原地区，原始瓷器沿用的传统却显得十分微弱，殷墟遗址中原始瓷器大多见于第四期居住遗址和墓葬内，并且已有学者认为其主要是当地烧制（33）。而郑建明整理商代原始瓷的分期与分区，提出殷墟二、三期时，中原地区与东南地区的原始瓷器仍多有交集，并且从器形、胎、釉的情况分析，中原所见原始瓷器很可能为东南地区进贡的产品（34）。殷墟原始瓷所见二至四期的认识差异，不论结论是否正确，南北文化交流的路径问题都是可以参考分析的。郑文中以太湖南岸的东苕溪流域原始瓷产业为基点，对比南北文化交流的情况，但殷墟二、三期时，宁镇地区为湖熟文化第三期的势力范围，赣鄱流域属于吴城文化二、三期的势力范围。湖熟文化第三期中原始瓷几乎不见（35），若太湖以南的原始瓷过宁镇地区北上，为何不见两区互动的文化交流？吴城文化虽然早期具有浓厚的商文化气息，但从吴城遗址崛起以来，随着其自身文化特征的加强，其与中原商王朝的关系开始发生转变，有学者甚至推测吴城文化可能是商时期与中原王朝屡有征战的虎方（36）;另外，吴城文化具有高超而独立的原始瓷生产技艺，并且已经彻底改变了原来以大口折肩尊为主的原始瓷产品体系，而中原地区的商王朝中并未出现过吴城类型的原始瓷器，可见二者之间交流阻碍是明显的。由此可知，西、北两个方向的各种阻碍，形成“钳形”的包围态势（37），东南地区原始瓷的进贡之路可谓艰难，唯有赣东、皖南地区万年文化所分布的山区可能通行，万年文化与东苕溪流域同时期的高祭台类型早期遗存渊源颇深，的确存在交通路线建立的可能，但困难的交通条件以及北退的商王朝势力（38），东南与中原联系的减弱是可以理解的。商代晚期，祖甲以来“殷复衰”，直至周替商，东南地区的贡赋之路也应该走向新的时代了。
小 结
本文通过分析象鼻B和原始瓷大口折肩尊在创烧背景和文化交流模式上的相同点，分析了二里头文化时期至商代中期，东南地区对中原王朝的一种以原始瓷器为贡品的“贡赋”模式。虽然本文并无足够的证据分析中原地区或长江中游地区在这一时期是否具备烧制原始瓷器的能力，但中原王朝所见的这两类珍贵陶瓷还是应该首先来源于东南地区。当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原始瓷工艺对于此时可能仍处于新石器时代末期的东南地区而言（39），依然还处在制作复杂且困难的创烧初期。
同时，通过对中原王朝进贡两类陶瓷的“贡赋”，也凸显出了夏代晚期至商代早中期浙闽赣交界地区在东南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从实物的交流以及古代交通路线的选择上都可以看到，虽然处在偏远而复杂的生存环境中，该区域的人群也不断地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以及极具智慧的发明，推动着东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进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南方文明发展的探索，不仅仅是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这两大板块有着重要的核心效应（40），文明的发展历程应该有着其动态的发展模式，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会产生不同的文明推动力，如二者之间的闽浙赣交界地区，在夏商时期其真实的文化面貌以及社会影响，还有待更多学者的关注与探索。
注释：
（1） a. 庞晓霞、高江涛：《先秦时期封顶壶形B初步研究》，《考古》2012年第9期。b. 孙以刚：《江西德兴出土的商代器物》，《南方文物》1997年第3期，该例象鼻B材料未见于庞、高文内。
（2） 同（1） a，第51页。
（3）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肖家屋脊》（上），第258页，文物出版社，1999年。
（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淅川下王岗》，第260页，文物出版社，_年。根据庞晓霞、高江涛《先秦时期封顶壶形B初步研究》的分析，根据新出材料可知下王岗T4②：420的年代当在龙山时代末期，略早于新砦期。笔者认为，下王岗遗址龙山时代遗存与新砦期遗存之间颇多相似之处，并且考虑到二者的地理位置关系，亦不能排除下王岗龙山时代遗存与新砦期遗存同时的可能性。
（5）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第96、97、188、189、244、273、367、376、388、389、406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盘龙城遗址报告中，对于硬陶与釉陶的区分是较为模糊的，注解中仅涉及报告中注明带釉的器物，但另外部分胎质很可能为高岭土的同类型尊，亦可能为脱釉的原始瓷。
（6） 荆州博物馆：《荆州荆南寺》，第118页，文物出版社，2009年。
（7） a.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一九五三年～一九八五年考古发掘报告》，第790～793、915、917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b. 郑州大河村遗址保管所：《郑州市木材公司商代遗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0年第4期。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1984年春偃师尸乡沟商城宫殿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5年第4期。
（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小双桥・1990～2000年考古发掘报告》，第509～511页，科学出版社，2012年。
（10）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第64、65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11） 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商城・1985～1986年度勘察报告》，第226、229页，科学出版社，1996年。
（12）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耀县北村遗址1984年发掘报告》，《考古学研究》（二），第318、31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13）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铜鼓县秋收起义纪念馆：《江西铜鼓平顶垴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12年第6期。简报中推测平顶垴商周遗存的年代应为吴城文化三期，即商代晚期，文化属性为吴城文化的地方类型，但该遗址仅存在一个地层，且出土陶器并未见典型的吴城文化器形，即使数量最为丰富的高领连裆鬲、小口折肩罐等亦未发现。从出土陶鬲形制看，该遗址商周时期的遗物年代当为吴城文化一期甚至更早。
（14） 福建博物院：《福建光泽池湖商周遗址及墓葬》，邓聪、吴春明主编，《东南考古研究》（第三辑），第14、25、26页，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笔者整理了中原地区出土时代明确的原始瓷大口折肩尊，可知该类瓷尊，尤其是A型尊存在年代不晚于二里岗文化上层时期，除非存在文化滞后性的原因，池湖遗址M1、M9中出土有形制与中原地区完全一致的Ab型原始瓷大口折肩尊，则两墓年代亦当不晚于二里岗文化上层时期。
（15）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驻马店市文物保护管理所：《驻马店杨庄――中全新世淮河上游的文化遗存与环境信息》，第129、131～133页，科学出版社，1998年。
（16） a. 福建省博物馆、光泽县文化局、文化馆：《福建省光泽县古遗址古墓葬的调查和清理》，《考古》1985年第12期;b. 牟永抗、毛兆廷：《江山南区古遗址墓葬调查试掘》，《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年》，第57～84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17）、（21） （汉）司马迁：《史记》，第89页，中华书局，1982年。
（18） 吴毓江：《墨子校注》，第160页，中华书局，1993年。
（19） 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扬州博物馆、兴化博物馆：《江苏兴化戴家舍南荡遗址》，《文物》1995年第4期。
（20） a.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7期。b. 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1999～2000年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10期。c. 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上海松江区广富林遗址2001～2005年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8期。
（22） 向桃初：《二里头文化向南方的传播》，《考古》2011年第10期。
（23） a. 张敏：《试论点将台文化》，《东南文化》_年第3期。b. 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马桥・1993～1997年发掘报告》，第370～377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24） 贺云翔：《夏商时代至唐以前江苏海岸线的变迁》，《东南文化》1990年第5期。
（25） 李家治、牟永抗、毛兆廷等：《浙江江山泥釉黑陶与原始瓷研究》，《中国古陶瓷研究》，第56～63页，科学出版社，1987年。
（26） 郭演仪：《南北方古代的制瓷原料和瓷器的特征》，《景德镇陶瓷学院学报》，第57页，1984年，第5卷第1期。
（27） 朱嵩：《中原地区商周时期“原始瓷器”研究》，第89～102页，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0年。
（28） 鲁晓珂、李伟东、罗宏杰等：《二里头遗址出土白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研究》，《考古》2012年第10期。
（29） 曹斌：《从商文化看商王朝的南土》，《中原文物》2011年第4期。
（30） （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第1185、1186页，中华书局，_年。
（31） 同（17），第101页。
（32） 如陈旭：《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即J都说》，《中原文物》1997年第2期。
（33）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第238、240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b. 同（27），第102页。
（34） 郑建明：《商代原始瓷分区与分期略论》，《东南文化》2012年第2期。
（35） 张敏：《宁镇地区青铜文化研究》，《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第276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36） 彭明瀚：《商代虎方文化初探》，《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3期。
（37） 牟永抗：《高祭台类型初析》，《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建所十周年纪念（1980～1990）》，第14页，科学出版社，1993年。
（38） 同（29），第32页。
陶瓷考察报告1000字 第13篇
四川地区的汉陶经过古蜀文化的积淀折射，形式灵活多样，从日月星辰、鬼神灵异、衣食住行、耕桑织铸、舞乐游戏、驰逸田渔、兵革军旅，凡四海具备、想象所及，古往今来、天际人间的，无不尽入四川陶塑范围，且个个制作精良，光芒四射、魅力无穷。通过这些古灵精怪的陶器，一幕幕精彩的场面，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一个汉代鱼米水乡的真实四川被还原在世人目前。
在陶器收藏市场上，汉代陶瓷的重要地位和价值正在渐渐被一些敏锐的藏家意识到，被忽视的局面也开始扭转，资本的关注使得汉陶收藏投资市场暗流涌动。
历史背景：现代瓷器的鼻祖
我们所说的汉代陶瓷，是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陶器的总称，它以泥土为坯胎、经入窑烧制而成。主要形式包括各种饮食器、贮藏器等容器，也包括其他生活用具，以及专为随葬而制作的明器。因年代和地区的差异，器物的种类形态、制法、纹饰及烧成温度等都有所不同，其大体上可分灰陶、硬陶、釉陶和青瓷 4大类。
汉代是陶瓷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重要的转折点，从中国陶瓷发展史来说，两汉时期正值原始青瓷向成熟青瓷过渡的时期，至两晋时，原始瓷已基本遭淘汰而完成了历史性的转变，制陶手工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泥料的选择和配制上越发精细，无论是泥质陶还是夹砂陶，无论是饮食器具还是储藏类巨型用具，都很精细。器物上或刻或划，或施彩或上釉，装饰相当美观，其艺术陶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是以后历史时代的陶器不能比的。当时东南一带窑场密布，陶车拉胚成型替代了泥条盘筑法，使瓷胚制做更加精细。这一时期所制器物的表面被广泛施釉，釉料有了大的改进，釉层明显加厚，光泽强，玻化好，胎釉结合紧密。经对四川境内出土的汉代瓷器标本的科学测试分析表明，当时瓷器胎体致密，透光性强，已呈完全烧结状态，显气孔及吸水率较原始瓷明显下降，抗弯曲强度已达710千克每平方厘米，接近或相当于现代瓷器的标准。
最高成就：铅釉陶
汉代陶艺最高成就可以说是铅釉陶的生产。我国带釉陶器早在商周时期即有发现，但生产少。西汉宣帝以后，在关中、河南等地较多出现，东汉普及全国，数量大增，成为汉代一个非常重要的陶器品种。这种釉陶器，胎体是陶，釉是以铜和铁的氧化物作呈色剂，铅的氧化物作助熔剂的釉。铅釉陶烧成温度低，大多为 700℃，所以叫低温铅釉陶器。铅釉陶器的特点是：釉的熔融温度低，高温下粘度小，流动性较大，可以比较均匀地覆盖在器物表面，冷却后的釉清澈透明，平整光滑，玻璃质较强，指数较高，光彩照人，有很高的装饰作用。由于烧成温度低，胎体不结实，釉中铅含量高，所以不大作食器，大多作装饰器和明器，汉代几乎全作明器，器形有：鼎、盒、壶、仓、灶、井、水碓、磨、楼阁、池塘等等。汉代铅陶的大量烧制成功，不仅是汉代陶器的一大成就和特点，开创我国低温釉陶大量生产之先河，而且对我国汉以后陶器生产影响深远，唐代的三彩陶，宋明的琉璃釉陶均从中发展而来。
汉陶之特色：说唱俑
汉代瓷俑中最有特色的独立俑也许要数东汉时的说唱俑，且这类制品是西南地区所特有的。四川、云南、等地区，在当时制陶手工业相当发达，其烧制的陶器质地比较疏松，四川成都出土的说唱俑有的自然写实，有的简练夸张；有群体，也有个体，其神态眉飞色舞，五官舒展，上身袒露，鼓腹挺胸；左臂抱一鼓，右臂握棒指向前方；右足蜷曲，左足前伸，造型十分生动。正如汉代傅毅《舞赋》中所说：“论其诗不如听其声，听其声不如察其形。”
细而分之，西汉与东汉的说唱俑又有所不同，西汉的陶塑继承了秦代艺术风格，深沉雄大，出土的西汉彩绘指挥俑，俑像头扎围巾，下垂红色飘带，身穿红白相间的战袍，外披黑色甲衣，腰间系带，足蹬高筒靴，以洗练的手法，鲜明的色彩，突出了指挥者的神气。而到东汉时期，陶俑则以四川陶俑最为典型，四川汉代陶俑多为泥质红陶，火候较低，胎较粗松，其造型多生动活泼，手法多简洁干练，具有浓厚的生活与时代气息，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关系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意义。
蜀地汉陶价值飞跃只是时间问题
在汉代陶瓷各种品类中，四川汉代陶器无疑是最具影响力和最具代表性的，内涵丰富。尽管四川汉代陶俑的拍卖已经形成一定参考坐标，但其市场价格总体而言还远没有到位，与四川汉代陶俑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远未对称，特别是中国的陶俑文物市场还未成雏形，其价格更是与国际文物市场差之天壤。举例而言，一件100厘米左右的四川汉代陶马国际市场拍卖成交价格高达百万元人民币以上，而国内收藏市场不过10万元左右。中西艺术品市场的巨大落差，正好揭示了投资中国艺术品的诱人魅力和升值前景。相比于中国古代铜器、字画、玉器等市场价值的迅速修补到位，中国古代泥塑艺术珍品尤其是四川汉代陶俑的市场价格仍暂时低迷。一些德国艺术投资者据此判断，无论从艺术性还是从投资回报理性预期上分析，作为东方艺术典型范本的四川汉代陶俑都应该具有十分宽阔的投资空间，并必将实现其价格的真正回归，成为国际艺术品投资者的首选目标。我们有理由相信，四川汉代陶俑一旦摆脱瓶颈制约，珍贵性、艺术性和文物性得到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充分认识，其价格将会大幅突破，引发新一轮井喷行情。四川汉代陶俑的市场飞跃和价值的重新定位，只是短暂的时间问题。
陶瓷考察报告1000字 第14篇
我国的花鸟画有着悠久历史，早在七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彩陶中就出现了以禽鸟、花卉为内容的绘画、雕刻。著名仰韶文化中的彩陶装饰中，有飞鸟、花卉图案，说明在远古时期，翎毛题材就受到人们喜爱。
翎毛画成为独立画科，是以隋唐时期开始，唐代边莺在玄武殿墙壁上画孔雀，生动逼真，金碧辉煌。唐代有一位画家所画仙鹤，不仅人们一看便知鹤的雌雄，而且连鹤的灵活矫健、轩昂的姿态也刻画得栩栩如生。现存北京故宫中我国最早的一幅花鸟画《写生珍禽图》，所画翎毛，用笔极细，几乎不见笔墨痕迹，禽鸟形体丰满，俏极妍态。黄荃作翎毛画，先用浓淡墨精心勾线，然后用重彩晕染的“双钩填彩”画法，一直为后世所传承，这种工笔国画的表现形式，对陶瓷釉上彩翎毛画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禽鸟分候鸟与留鸟，它们的生长、生活环境也因鸟类不同的习性而有区别。禽鸟有的在野外栖息，有的在鸟窝里睡眠，有的成双成对结伴而行，如鸳鸯、白头翁，有的成群结队飞行，如麻雀、燕子、鸽子。掌握了禽鸟的飞、鸣、宿、食，了解它们的生活习惯，对于创作翎毛题材的瓷画有重要作用。
禽鸟一般都是以雄性为美，如公鸡、鸳鸯、孔雀，有的禽鸟难辨雌雄，如仙鹤、山鹊等。禽鸟的生活特性不同，大致可成五大类。①猛禽类：特点是嘴弯曲、爪尖锐、性凶猛，如鹰、雕等。②攀禽类：善用爪子攀在树枝上，如啄木鸟、鹦鹉、布谷鸟等。③涉禽类：经常生活在河滩、溪涧，嘴脚一般都很长，善于捕食鱼虾并以水草为食，如鹭鸶、丹顶鹤等。④鸣禽类：嘴短善鸣，如相思鸟、画眉、八哥等。⑤游禽类：嘴长扁平，脚短趾间有蹼，善在水中游泳，如鹅、鸭、雁、鸳鸯等。
画翎毛题材，不仅要参考名家画册，还必须深入自然，观察写生。熟悉了不同禽鸟的生活环境和形态结构，作画时才能胸有成鸟，信笔拈来，一挥而就。釉上彩翎毛瓷画，有粉彩、新彩、古彩三大类，彩绘颜料不同，绘制工艺、表现形式也有差异。以工笔具象为主要特点，是翎毛瓷画的绘画规律。虽然也有意笔花鸟，但为数不多，这也是釉上彩材料、质地所决定的。尤其是粉彩翎毛，更是以精细描绘，色彩绚丽为特色。祥禽瑞鸟、鲜花秀草，是釉上彩翎毛瓷画创作的重要题材。“图必有意，意在吉祥”，是中国工艺美术作品中的文化内涵，迎合了人们对吉祥意蕴题材的喜爱之情。
釉上彩翎毛瓷画，民国时期在“珠山八友”中毕伯涛、程意亭、刘雨岑等的精心绘制下，创作出一批精品佳作。他们的作品，在近代名家画谱的基础上进行取舍变化，虽然他们作品的风格不同，但是，都有共同的艺术追求和审美意趣。在粉彩翎毛画创作中，他们善于吸收古代、近代名家画作的精华，以形写神，雅俗共赏，翎毛花卉形态生动传神。兼工带写的绘画形式不拘一格，自成情趣。在花鸟画的构图上，以红牡丹衬托灰色白头翁，黄蜡梅花枝头上的红绶带鸟，鸟的动态与花的静态相对比。作品往往采用虚实衬托，一花一鸟，用笔不多而生动活脱，构图疏密有致。如程意亭的“富贵白头”粉彩瓷板画，白头翁的视线与盛开的牡丹花相呼应，它似乎是被花的芳香艳丽所陶醉，停留在树枝上久久舍不得离去。禽鸟用笔非常精细，翎毛尾羽的质感逼真，以丝毛法画成，精细入微。以艳黑衬托苦绿，冷色调禽鸟与艳丽的红牡丹构成冷暖色调对比，青翠的牡丹枝叶与含苞欲放的梅枝相衬托，给人以春光烂漫、鸟语花香的感受。又如刘雨岑的粉彩“觅食图”瓷板，构图别具一格，雄鸡、桃花布置在画面一角，桃树枝头，红蕾点点，草地竹叶，与寻觅食物的大公鸡相融为一体。雄鸡翎翼，用红、黑两色敷彩，红鸡冠、黑尾翼与青草地的色彩鲜亮夺目。作品把花蕾的点，雄鸡翎毛的线与桃树、草地的块面相结合。构图疏朗，用笔简练，色彩绚丽，清秀雅致。
当代釉上彩翎毛瓷画，在陶瓷艺术家的开拓创造中，出现了不少精品杰作。中国陶瓷艺术大师彭竞强的斗彩瓷板画“鸟鸣松间”表现形式别开生面。他把油画、水彩画风格融入到瓷画创作中，山间岩石以色彩块面显示，没有采取常见的勾线作画，而是在色彩的块面上进行渲染后，显示出奇妙的斑点纹路，再用针笔刻划出岩石的脉络纹理，在岩石上呜叫、河滩上漫游、松树枝头栖息的多种禽鸟，遥相呼应，禽鸟的造型具有很强的装饰性特点，既精细描绘，又夸张变形。艺术大师在作品中采用了独僻蹊径、别开生面的表现形式，作品结合了古彩、粉彩、新彩的技艺特点，探索出新颖奇妙的画风，令人耳目一新。
中国陶瓷艺术继承与发展大会在北京举行
瓷都艺术家“闪耀”人民大会堂
王锡良等8人获“中国陶瓷艺术、设计、教育终生成就奖”
2013年12月10日，中国陶瓷艺术界的400余位顶级专家齐聚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国陶瓷艺术继承与发展大会，共商中国陶瓷艺术继承与发展大计。会上，我市8位艺术家获“中国陶瓷艺术、设计、教育终生成就奖”。
当天的大会还引起了新华网等国内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报道称，陶瓷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一商品品牌，就连英文中的“中国”也有瓷器的意思。而陶瓷艺术更是中国人的骄傲，至今仍被视为中国文化的一种标志；仅2012年我国艺术陶瓷的出口额就超过了30亿美元。
如何在新的时代传承发展、发扬光大中国陶瓷艺术这门古老的技艺，已成为当代中国陶瓷艺术界面临的主要任务。为此，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主办了“中国陶瓷艺术继承与发展大会”，来自全国各大艺术陶瓷产区代表、各省陶瓷协会会长、著名艺术院校陶瓷专业教授、各产区陶瓷艺术大师及陶艺家代表4 0 0余人参加了会议。据悉，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陶瓷艺术界首次召开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会议。
陶瓷考察报告1000字 第15篇
遗址现为一片长满荒草的高坡土梁，面积约有6平方公里，台基比周围高出2米多。也迷里古城东临吾尔喀夏尔山，西望塔尔巴哈台山，其西北不远处，额敏河缓缓流淌。站在遗址高坡上四顾，远山近水，颇有帝王之气。
让我们顺着历史的脉络简单回顾一下也迷里古城的兴衰。
也迷里地区曾是古代突厥人的重要游牧地，散布于县境内的草原石人默默诉说着这段历史。辽国灭亡后，身怀家国之恨的耶律大石离开中原，远迁西域。1132年，耶律大石西征军到了额敏河流域，在额敏修筑城池，登基称帝，建立了西辽国，开始了西辽称雄中亚的历史。
1219年，成吉思汗率大军西征，五年间横扫中亚。1225年，成吉思汗把今额敏、和布克赛尔的土地封给其三子窝阔台，建立窝阔台汗国，统治范围包括今天的塔城地区北四县和蒙古西部。也迷里成为当时窝阔台汗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1227年成吉思汗病逝。1229年，诸王推举窝阔台继任为蒙古大汗。窝阔台继任蒙古大汗后，仍致力于成吉思汗未完成的对外征服大业。为适应连年征战的需要，他下令在各地设立驿站，开通道路，修建仓库，储备粮食。由于政治上的暂时统一，交通畅达，促进了商业的迅速发展，在这一时期，也迷里城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窝阔台称汗后去蒙古和林建城并定为首都。1241年窝阔台去世，1246年其子贵由接任蒙古大汗，1248年贵由去世。1251年蒙哥继任蒙古大汗，后来，蒙哥将首都从和林迁到热河的开平，1259年蒙哥在四川合州中箭而亡。1260年拖雷第四子，即蒙哥之弟忽必烈接任蒙古大汗，1264年忽必烈迁都大兴（北京），建国号为元。1268年，窝阔台之孙海都以也迷里为基地，联络西北诸王，起兵对抗忽必烈。1309年，海都之子察八儿、仰吉察儿反对察合台兀鲁斯失利后出逃，窝阔台汗国遂告灭亡。也迷里城毁于战火，成为废墟，留下一处沉淀着古韵沧桑的历史遗址作为见证。
额敏县境内，水系众多，纵横交错，使这里真正成为一片恬静的绿洲。也迷里古城遗址告诉人们，八百年前这里曾经繁华一时。古城兴衰的背后，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答案也许就在这片土地上，有待人们去破解。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据说有人在遗址土坡中挖出了陪葬的大铜镜、鼻烟壶、马鞭子，实际情况真假难辨，但“方城”下面有“宝”的消息在民间到处传播。就是从那时候起，“方城”变得不再平静。
进入21世纪前几年，有个牧人在古城附近自家的耕地里浇水时，浇出一个模样古怪的木桶，桶呈三角形，已破损，桶里有三块石头，其中一块不小心被打坏，发现石头居然是软的。有人猜测，石头可能是萨满巫师用作占卜的器具。
2012年，杰勒阿尕什镇两村民在也迷里古城遗址东南2公里的耕地中挖出一个大陶瓮，他们把陶瓮捐赠给县博物馆。据有关专家初步鉴定，该陶瓮可能为魏晋时期所使用的盛储器，其文物价值有待进一步研究。同年，另一位杰勒阿尕什镇村民在古城遗址附近的耕地中发现7枚古钱币，币面有文字，其中一枚为银质。有关专家初步断定为窝阔台汗国时期的货币。
2012年10月6日，杰勒阿尕什镇阔克达斯村的村民在也迷里古城遗址附近开渠浇水时，发现有陶缸冲出水面，同时伴有一些零散骨头出现。他保护好现场，并立即向县文物管理所报告。经额敏县文管所工作人员实地勘测，该陶缸高约米左右，港口宽米，腹宽米。底米。目前该陶缸已被额敏博物馆收藏。
历史文化需要用心呵护。近千年的风雨，让昔日声名显赫的古城早已荡然无存，遗址只是一片荒芜的土坡高地，没有人知道它辉煌的历史。2009年，额敏县对也迷里古城遗址进行了修复。县政府投入100多万元，在遗址入口处矗立了一块刻有“也迷里古城遗址”红色大字的石碑，还建了一面厚重的文化墙，墙正面是文字介绍，背面是耶律大石、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海都、察八儿等几位历史人物的浮雕像及生平简介，使额敏古代历史以图像和文字的方式展现给世人。
陶瓷考察报告1000字 第16篇
1检索对象
全瓷冠/桥修复体依其加工工艺不同可分为粉浆涂塑瓷、铸造陶瓷、可切削陶瓷、玻璃渗透陶瓷等,按材料成分可分为硅酸盐类陶瓷、玻璃渗透氧化铝陶瓷、氧化锆陶瓷等,按修复体结构可分为透光性极佳的铸造陶瓷(如IPS EmpressⅡ)和高强度复合陶瓷基底加饰瓷的玻璃渗透氧化铝陶瓷(如In- Ceram Alumina)或氧化锆陶瓷(如Cercon ZrO2)等。
本文通过对美国MEDLINE数据库、PUBMED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CNKI)、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CBM)检索,并辅以手工检索、文献追溯等途径收集国内外1991年1月～2009年12月公开发表的全瓷/冠桥临床应用随访调查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对全瓷/冠桥的评估标准大多是参照美国公共健康标准体系(. Public Health Service criteria ,USPHS criteria)[1]和美国加利弗尼亚牙科协会(Californian Dental Association, CDA)标准[2]。将这些文献进行筛选和归类整理,按铸瓷、氧化铝陶瓷和氧化锆陶瓷三类全瓷修复体的临床不同使用年限的成功率进行总结和分析。
2铸瓷修复体
就目前而言,铸瓷因强度较低,多用于做冠和贴面,较少做固定桥修复。早期的铸瓷材料(如Dicor)强度低,铸瓷冠2～7年的成功率在77%～86%,临床修复体碎裂发生率高(见表1),目前已退出市场。
随着技术的发展,铸瓷的强度得到很大提高,其典型代表如IPS Empress Ⅱ,抗挠曲强度可达160～180MPa、三点弯曲强度450MPa左右。临床上对IPS EmpressⅡ铸瓷冠的临床成功率跟踪报道1～11年不等(见表2),总体上看其成功率绝大多数在以上,但有报道后牙铸瓷冠的成功率仅为70%～84%[17,22]。
由表2可以看出,冠碎裂是IPS Empress Ⅱ铸瓷冠临床失败的最常见原因、占失败原因的;其他失败原因还有牙髓炎或根尖周炎、冠脱落、基牙牙折等。上述结果提示,临床上应注意调合并嘱患者避免咬过硬食物以减小修复体受力,基牙预备时要开辟足够间隙以保证冠的厚度和强度;同时,恰当的适应证选择、正确的基牙预备、合理的冠边缘设计、严格的粘结操作等对铸瓷冠临床成功率至关重要;对于后牙及夜磨牙和咬合紧的患者则应从严掌握、慎重选择。
另外,IPS Empress Ⅱ全瓷桥的临床成功率较低,2～5年的成功率仅50%～70%(见表3),其失败的主要原因为支架折断,因此建议一般尽量不用铸瓷做桥、特别是后牙桥,若要选择IPS Empress Ⅱ全瓷桥修复时应严格把握适应证。
3玻璃渗透氧化铝陶瓷修复体
氧化铝陶瓷(如In-Ceram Alumina)是最早用于单冠和前牙三单位桥的全瓷系统,由高强度的全瓷基底核与表面饰瓷组成,其玻璃渗透氧化铝复合陶瓷基底强度很高,挠曲强度比IPS EmpressⅡ等铸瓷系统高2～4倍、达到320～600 MPa,但透光率小,需要进一步饰瓷。
临床上对In-Ceram Alumina瓷冠的临床成功率跟踪报道1～6年不等(见表4),其3～6年的成功率均大于,而且前、后牙的成功率无显著差别,说明氧化铝瓷冠的强度要大于铸瓷冠,可用于后牙冠制作。从表4中还可以看出,冠碎裂或饰瓷崩瓷也是In-Ceram Alumina瓷冠临床失败的最常见原因,统计后其占失败原因的,其次为龋坏,占,此外还有美学、牙髓牙周问题、磨耗和脱落等。文献中分析引起冠碎裂的可能原因有基牙预备不良[30,37]、患者有夜磨牙症等[33,37]。
由于In-Ceram Alumina陶瓷强度较IPS-EmpressⅡ铸瓷冠明显提高,因此不仅可以用于前、后牙单冠的修复,还可用于牙列缺损的固定桥修复。临床上对In- Ceram Alumina全瓷桥的临床成功率跟踪报道1～5年不等(见表5),其成功率多数在90%左右,也有报道称In- Ceram Alumina全瓷桥(前牙长桥和后牙桥)的成功率仅为[36]。失败原因分析发现,桥折断、特别是长桥和后牙桥折断是In- Ceram Alumina全瓷桥失败的主要原因,占,且折断主要发生在连接体区[29],是由于连接体区的尺寸过小引起。
上述结果提示,氧化铝全瓷冠适用于前、后牙的修复,且由于氧化铝内冠对牙体的不良颜色有一定遮盖作用,尤适于变色前牙和制作了金属桩核的前牙修复。为减少并发症、提高成功率,临床上应恰当地进行基牙预备,注意调合并嘱患者避免咬过硬食物;对有夜磨牙症或咬合关系不正常 (如咬合紧)的患者,如果难以获得修复体强度所要求的牙体预备空间,则不可勉强制作。铝瓷桥虽可用于前后牙固定桥修复,但由于强度有限,有一定的折断发生率,临床上应避免用于长跨度固定桥,并且在固定桥制作时应尽量达到此系统对连接体要求的最小尺寸―牙合龈向4mm、颊舌向3mm,对于咬合力大的情况还应加强连接体区。
4氧化锆陶瓷
氧化锆陶瓷相较于以往的氧化铝陶瓷有更高的机械力学参数,抗弯强度超过900MPa,断裂韧性约为7MPa・m1/2,是氧化铝陶瓷的2～3倍,具有超强的承载能力,三单位固定桥的承受力约为2000N,具有极佳的机械性能和长期的可靠性。临床上对氧化锆全瓷冠的临床成功率跟踪报道1～3年不等(见表6),成功率均大于,而临床失败的最常见原因仍是碎裂和崩瓷,占失败原因的,同时冠脱落占比显著上升,达或(包括脱落后重粘病例),基牙牙髓炎、根尖周炎、牙折等合计也达26%。对氧化锆全瓷桥的临床成功率跟踪报道1～5年不等(见表7),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饰瓷崩瓷,占失败原因的,其临床成功率在75%～100%,变化范围较大,甚至种植体支持的Denzir氧化锆桥1年成功率仅为。成功率变化范围较大的原因可能是:①观察例数较少,各文献报道例数均未超过20例;②1个牙单位崩瓷算1副桥(至少3个单位)失败,客观上较以单冠为单位统计失败率的波动范围要大。
上述结果提示,冠脱落率升高说明氧化锆基底冠与粘固剂结合不佳,是今后临床工作要注意改进的方面。而基牙牙髓炎、根尖周炎及牙折发病率增大可能是由于氧化锆全瓷冠对基牙预备量要求较多,预备后距牙髓也很近,对牙髓刺激较大,因此临床上应注意选择合适的适应证、进行正确的基牙预备、注意调合。另外,氧化锆全瓷桥鲜有支架折断,失败原因主要是饰瓷崩瓷,说明其强度能够满足固定桥修复的要求,临床应注意饰瓷的强度并适当调合和嘱患者避免咬过硬食物。
5 小结
本文对国内外1991年1月～2009年12月公开发表的全瓷/冠桥临床随访文献资料进行了检索,由于各文献所采用的评估标准有所不同,因而其成功率计算会有一些差异,但通过对大量文献的归纳总结,仍能获得一些趋势性结果。新型铸瓷材料(如IPS EmpressⅡ)透光性好、能高度仿真天然牙釉质的色泽和形态,尤其适用于前牙冠的美容修复,其临床3～11年的成功率绝大部分在91%以上,但由于强度较低,较少用于固定桥修复。氧化铝(如In- Ceram Alumina)全瓷冠适用于前、后牙的修复,其3～6年的成功率均大于91%,且由于氧化铝内冠对牙体的不良颜色有一定遮盖作用,尤适于变色前牙和制作了金属桩核的前牙修复。氧化铝陶瓷的强度虽然要大于铸瓷,但由于强度有限,有一定的折断发生率,临床上应避免用于长跨度固定桥,并注意加强连接体区。氧化锆(如Cercon ZrO2)陶瓷强度极高,不仅可用于做冠,更适于做固定桥,基底桥架鲜有折断,临床上应注意适应证的把握、正确基牙预备、仔细调合以减少崩瓷发生率、保护牙髓、防止牙折,同时还要重视氧化锆基底冠的粘结固位以减少修复体脱落。
随着人们对美观要求的提高和材料性能的不断改善,全瓷冠/桥的临床应用将越来越广泛,临床成功率也会越来越高,全瓷材料在牙齿的美容修复中必将发挥出其应有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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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考察报告1000字 第17篇
为深入贯彻县十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大力推进市场开发建设，近期由县委副书记李树春同志带队，“滨北兰西经济带”办公室、榆林镇、康荣乡、兰西镇、北安粮库等相关单位组成商贸流通专项招商组，于8月18日—9月13日，对长春一汽集团、山东寿光蔬菜批发市场、武汉汉西建材批发市场，四川德阳建材批发市场、广东佛山陶瓷市场进行了定项招商考察。现将考察学习和招商活动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赴武汉等地招商考察的基本情况
（一）招商考察的实际效果。
此次招商考察采取市场考察与专项招商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围绕建材批发市场、果菜批发市场、汽车农机市场进行考察和招商，通过与长春一汽、上海大众、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团、四川恒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著名流通企业进行对接，推介了兰西的区位、资源、产业和政策优势，达到了交流信息、形成合作意向、学习借鉴其科学运作模式的目的和效果。考察期间与长春一汽轿车销售公司达成了建设兰西解放商用汽车销售中心的意向，与山东寿光蔬菜汽运公司李国峰先生达成了蔬菜供应意向，与内蒙古公司签订了葵花供应合同，与成都签订了玉米加工设备合同。
（二）寿光蔬菜、武汉建材、德阳建材、佛山陶瓷等专业市场建设的特点。
1、市场规模大。建全国最大、原创：做全国最大是四处专业市场的共同特征。寿光蔬菜市场占地600亩，有万平方米的交易大厅，8000平方米交易棚，7200平方米交易服务楼，5000平方米特菜专营区，2万平方米的外省市蔬菜交易中心，年成交蔬菜亿公斤，交易额30多亿元，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蔬菜集散中心、价格形成中心和信息交流中心。武汉汉西建材城，面积10多万平方米，分为板材、石材、钢材、陶瓷、洁具、灯具等30多个专业市场。2000年，在市场规模、汇聚品牌、吞吐能力、经济效益等四个方面荣登全国同类市场榜首，2001年被授予“中国建材第一市场”称号。四川德阳恒大国际装饰建材城由四川恒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开发，于2005年6月奠基建设，总投资4亿元，占地400多亩，建筑面积20多万平方米，建成后可入驻商家1200多户。广东佛山是全国最大的陶瓷基地和销售集散地，全国建筑陶瓷2/3的产品来自佛山，被誉为“中国陶瓷城”。
2、建设档次高。坚持高标准规划，高水平管理，高效率运营，是四地专业市场建设的又一特色。寿光蔬菜市场投资4000多万元建成了电子拍卖中心，交易流程实现了电子化。汉西建材城形成了从仓储到运输、从配送到终端市场的“一条龙”物流集散渠道。四川德阳恒大国际装饰建材城由中国建材流通行业的著名企业承建，其设计理念、建筑风格、整体功能均属国内一流。佛山“中国陶瓷城”以完备的产品贸易中心、信息中心，仓储物流中心建设，实现了“买全国、卖世界”。
3、辐射能力强。武汉等地以市场为牵动，带动相关配套产业跟进式发展，拉长了产业链条。目前山东寿光蔬菜批发有限公司经过战略改组，市场体系延伸至华东、华北、东北等地，公司的业务规模和实力大幅度提高，产业龙头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实现了产地批发市场和销售地批发市场的直接对接。汉西建材城拉动现代社区、交流与贸易、招商引资和配套产业长足发展，是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典型。佛山地区的建筑陶瓷业拉动和吸引了民营经济裂变发展，陶瓷企业由1999年的180家增至目前的350家，年销售额达到150亿元。
二、招商考察的几点启示
武汉等地商贸物流经济的发展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有很多成型的经验值得学习借鉴。相比较而言，我县商贸物流经济正处于原始资本积累和市场体系发育初级阶段。突出表现为：有形市场建设滞后，市场规模小、吞吐能力弱、经济效益低；政策出台、机制制定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削弱了民间资本和社会游资的投资热情；对发展商贸物流经济宣传炒作的力度不够，载体不多，形式单一，广大干部群众对发展商贸物流经济认识还不到位，主动创业意识差，商品观念淡薄，抓机遇的能力不强，等等。借鉴武汉等地的发展经验，主要给我们以下三点启示。
1、武汉等地干部群众思想解放程度值得学习借鉴。武汉等地的干部群众不囿于传统思维和惯性思维的影响和束缚，敢于和善于突破陈规，看准的事情咬住不放，敢闯、敢试、敢为人先。他们时时处处以发展为中心，以效益为根本，抓住广大民众想富盼富的迫切心理，以市兴场，以贸促工，贸工联动，带动和促进了民众思想更新、思路出新和方法创新，为农民走出土地进市场、走出农村进城市搭建了跳板和施展才华的平台。几年来，兰西广大民众以树牢经营理念为载体解放思想、激活思想、统一思想，在培育市场意识，对接市场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以树牢经营理念到创新经营实践需要一个过程，缩短这个过程，把民众潜在的市场意识激发出来，就要认真学习武汉等地的做法，以促进民众思想解放为根本，在激活思想、达成共识上重点施力，调动发展主体合力推进商贸物流经济提速发展。
2、建设专业市场的做法值得学习借鉴。武汉等地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开发和壮大优势产业、发展商贸物流经济的根本就是建设专业市场，以做强有形市场加速形成无形市场，以市场为载体，搭建信息、技术、人才平台，推进产业开发和商贸物流经济互动发展。2003年以来，在亚麻产业发展上，我们坚持走营销拉动、加工扩张、原料支撑、科技长入的发展路子，把进入颓势的亚麻产业转化成了经济强势。在这一过程中，以市场化手段运作的黑龙江亚麻市场和宗正物流中心已经成为带动产业复兴发展的“龙头”。尤其是成功举办两届亚麻编织品订货会和“首届中国（兰西）亚麻节”后，兰西亚麻产品营销网络已经覆盖国内大中城市，亚麻编织品市场份额占国内80%，今年9月又被国家命名为“中国纺编织名城”，目前兰西已经具备了区域性亚麻行业中心的雏形。取得这样的效果，得益于我们抓住了营销牵动这个关键。因此，我们必须长期坚持“以贸促工”不动摇的做法，在“贸工立县”上实现重大突破。武汉等地的做法，启示我们必须建设专业性强、规模大、管理水平高、辐射带动效果突出的各类专业大市场，以市场承载商流、物流、人流和资金流，以商兴业，以商活县。要借鉴亚麻大市场的动作方式，促进专业市场建设向农畜产品交易、农机农资批发、建材批发、汽车超市、货运仓储等专业领域迈进，促进市场开发多元化。
3、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发展模式值得学习借鉴。从一定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就是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老百姓经济。只有充分尊重和发掘群众的首创精神，突出老百姓这个发展主体，才能为加快发展注入不竭动力。武汉等地坚持民有民建民营兴建的各类专业市场的做法十分值得学习借鉴，他们在市场开发建设、品牌育创、宣传炒作等方面都坚持依靠群众、致富群众，有效解决了“钱从哪里来、事业怎么办、人往哪里去”的问题。武汉等地的经验告诉我们，加快兰西发展，必须突出民营经济的主体地位，让民营经济唱主角，集民力、聚民智，推进市场开发、产业开发和扶贫开发，构筑亚麻产业开发、商贸物流经济、粮食和医药化工项目、东北等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四大县域经济支撑体系。政府及各职能部门要主动更新“角色”，有所为、有所不为，以市场为导向，把发展主体的利益放在首位，把千军万马都调动起来，以政策吸引、机制牵动、典型带动，焕发民营经济活力，推动亚麻、畜牧、医药化工和绿色特色四大主导产业提速发展，推动“城、乡、带”、城市经营和基础设施五大类项目形成新一轮开发建设高潮。
三、加快发展的几点建议
武汉等地充分利用区位、地缘以及产业优势建设专业市场，发育和壮大了当地的商贸物流经济，成为带动当地经济加快发展的强大动力。我县地处哈尔滨大都市经济圈内，202国道穿境而过，“金边银线”的区位优势十分明显；亚麻、东北、葵花等产业基础雄厚，发展商贸物流经济得天独厚。把既有的优势和潜在的能量焕发出来，必须取他山之石，及时调整主攻重点，推进经济结构战略转型，加快脱贫解困和小康社会建设进程。
1、建议把“以贸促工”作为“十一五”思路定位明确下来。在县十三届三次全委（扩大）会议上，我们把“以贸促工、贸工立县”作为“十一五”思路架构主要内容明确提了出来。近一段时间，全县上下在做活“贸”字文章上不断取得新突破，在大力发展商贸物流经济上达成了广泛共识。因此，建议把“以贸促工”作为“十一五”战略定位明确下来，为做大做强商贸物流经济提供政策依托和理论支点。就目前来说，我们完全具备“以贸促工”的基础和条件。从区位优势和地缘优势上看，兰西县地处哈尔滨1小时经济圈以内，特别是202国道改造完成后，兰西承接哈市与北部十几个市县商贸物流的优势更加明显。从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上看，我县相对于全省正在启动建设的“哈大齐工业走廊”来讲，兰西正面临着发展商贸物流经济最难得的机遇。如果我们不能把握住这个机遇，就会有其它市县捷足先登。从政策优势和后发优势上看，我们发展商贸物流经济有来自方方面面的支持，有两年来开发建设“滨北兰西经济带”的积累。可以说，把“以贸促工”作为“十一五”思路定位明确下来，把商贸物流作为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加快脱贫解困的支撑点之一，是兰西经济社会发展逐步走向成熟的又一个重要途径。